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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探究综述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严重，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本文就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着重总结了公司治理、制度环境、融资结构、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对现有研究的主要贡献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希望有利于理解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完善公司治理，从而最终实现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上市公司 过度投资 公司治理 制度环境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现象较为严重，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且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分析，这其中包括公司治理、制度环境、融资结构和会计信息质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力图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能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完善投资决策制约机制、推进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提供帮助。 公司治理与过度投资 公司治理是企业股东、管理层、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关系。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层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讨论股东、独立董事、监事会对管理层投资决策的制衡作用。 （一）管理者视角 1.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都认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经理相对于股东的收益较少。为此，具有利用职务优势获取私人利益的强烈动机。Jensen（1986）认为经理层谋取私利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扩大企业规模。因此，经理们甚至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造成过度投资。Conyon和Murphy（2000）发现经理收益与企业规模正相关，建造企业帝国给经理们带来更多的非货币性收益。 建立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的联动机制，被认为是抑制此类行为的有效办法。辛清泉（2007）认为，当薪酬契约无法补偿经理们的工作成果，将容易诱发他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或者其他补偿性措施。对经理的股权激励被认为是连接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桥梁。唐雪松（2007）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2）的数据发现，经理持股比例虽然较低，但是与过度投资水平显著负相关。 2.管理层的背景特征。传统研究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假设管理者具有同质性，没有考虑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近年来，随着人口学、心理学在管理学中的广泛应用，学者们开始从管理者的背景特征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Hambrick and Mason（1984）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认为战略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决策者的特质。高管的特质影响他们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战略选择。 姜付秀（2009）认为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金融、会计、经济类专业背景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为正，但是金融、会计、经济类的工作经历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显著为负。李焰（2011）对管理者所属企业性质进行分类，指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并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非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年龄虽然与投资规模负相关，但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二）股东视角 La Porta（1999），Claessens（2000），Faccioet（2002）的研究表明，除英国、美国之外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股权结构集中的现象较为普遍。此类上市公司存在两种代理冲突，即股东与经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且后者的代理问题更为严重。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步伐缓慢，处于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难以获得资本利得收益。因此，控股股东只有通过企业资源规模的扩大，获取私人收益，抵减非流通性成本，从而造成过度投资行为的出现（杨兴权，2010）。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视角 唐雪松（2007）以2000-200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独立董事并未有效制约过度投资行为。原因可能在于独立董事不够独立，受制于大股东（何卫东，2003）。此外，唐清泉（2006）指出，独立董事的薪酬通常较为固定，缺乏激励措施促使独立董事更好的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监管。李维安（2007）建立监事会治理评价指数，并考虑其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但是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联系。 （四）研究评论 对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要求我们对其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使其与股东的利益最大限度的保持一致。笔者认为，可以适度提高管理团体的持股比例，从而将过度投资的概率降到最低。以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为研究起点，分析企业的投资效率，对企业高层的培养与选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要求我们加快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提高国有股、法人股的流动性。对于独立董事、监事会作用较少的研究发现，提醒我们需要对独立董事、监事会制度进行改革，提高独立董事、监事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 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 （一） 制度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