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贵阳文通书局.docVIP

探析贵阳文通书局饱读儒家经典的华家三代人，敢为天下先，靠在边远的贵州经营盐业和成为西南巨富后，捐资近10万两白银创建学校；当教育缺书时，1898年起投资20万两白银创建贵阳文通书局；当书局缺纸时，投资60万块银元于1918年建成贵阳永丰抄纸厂。抗日战争期间，增建编辑所，文通书局成为中国七大书局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在西方侵略和西学东渐的环境中，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一批民营的现代出版机构逐渐发展起来。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902年前创办的广智书局，1905年创办的文明书局，1902年前创办的开明书店，1904年创办的有正书局等均在上海。而文通书局，却是创建于边远的山城贵阳。 建在上海的民营出版机构，多以书养书，以经营书业维持出版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文通书局的创办人华之鸿（1871-1934）却是靠父亲华联辉（1832-1885）经营盐业致富以后，于1898年继承父志，继承儒商经营理念：累积财富，言商仍向儒、化民成俗、投资文教、惠及桑梓、创立品牌、振兴实业、以济民生。华之鸿是用盐业和茅台酒的利润，投资筹建文通书局的。 为创办现代化的书局，华之鸿派总经理田庆霖两次东渡日本采购印刷机器，于1909年正式开业时，文通书局已具有铅印、石印、彩印等现代印刷技术。为购置机器、运输和聘请日本技师培训工人，华之鸿足足投资白银20万两。贵阳文通书局排印设备之齐全和精良，不仅在贵州首屈一指，即使在上海，也是一流的，而且前期投资多超过上海的出版机构。 书局开工以来，用纸多从省外、乃至国外购运，往往缓不济急，而且不符合需要。贵州省造纸原料丰富，原有纸厂造的纸只可解决普通印件用纸，至于精致印刷仍须仰赖进口纸张，困难殊多。华之鸿有感于此，决心再创办一现代机器造纸厂。当时贵州无银行，自筹白银5万两，请求省长刘显世派兵护送，数十驮银两却被省政府强行借用作为军费。华之鸿悲愤之余，再筹巨资，再派田庆霖东渡日本，购买造纸机器设备。造纸机由水路从上海运至湖南湘西洪江起岸，最大者64人一抬，历尽艰辛，耗时数年，于1918年4月17日全部运至当时的贵阳虹桥永丰抄纸厂，共耗资60万银元。 贵州近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崇演先生认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开创了贵州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即第一次因兴办实业而派人出国采办机器，第一次派工人去日本学习印刷技术，第一次为办实业而聘请日本技师专门培训学生，第一次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器引进贵州，第一次使用蒸汽作为动力，第一次从日本大量引进照相器材并将照相技术应用到印刷工业中等等。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者张肖梅博士调查了书局情况后，认为“该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 1927年，文通书局增设图书部，运京、沪各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一般图书及文具来黔，供文教界采用。首先文通与上海中华书局订立合同，在贵州全省代销其教科书，接着上海的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也纷纷委托文通代销教科图书，1932年又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协议，承办商务印书馆贵阳特约经销处。 华之鸿1934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华问渠总管文通书局。“七七事变”后，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东南沿海沦陷，沦陷区的出版单位纷纷内迁西南，而印刷机械难以搬迁，许多出版单位当时处于停顿状态。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华问渠当机立断，将祖业田产、房地产陆续变卖，迅速扩大文通书局业务。正好贵州籍著名学者马宗荣、谢六逸回筑，3人合计，于1941年建立由马宗荣任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的编辑所，谢六逸主编《文讯》杂志。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谢二先生先后去世后，编辑所由顾颉刚继任所长，白寿彝任副所长，《文讯》由臧克家继任主编。贵阳文通书局曾列入由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7家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成为当时全国的七大书局之一，先后在昆明、重庆、成都、长沙、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局。贵阳文通书局的迅速崛起，固然与东南部被日军占领有关，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其成功的要点。贵阳文通书局聘用当时因各种原因进入贵州的专家学者112人，组成国内第一流的编审委员会，这是贵阳文通书局兴盛的根源。这些学者为文通书局的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文通书局也为这些学者提供了著书立说的平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这112人的编审委员中，贵州籍学者有31人。外省学者81人，他们当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同济大学校长胡庶华，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副校长欧元怀，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教育学院院长黄建中，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陈剑脩，湘雅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克仁。当时的大学校长，大都是学有专长的名家，如：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陈裕光是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