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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与公共性：一个概念辨析 作者:任剑涛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12-26 不论是西语政治哲学界，还是汉语政治哲学界，关于公共（the public）的讨论非常热烈。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人们对于何谓公共的理解则实在需要进一步梳理。原因在于，关于公共这个概念的定义路径与使用方法，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具有不同的习惯；同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也具有不同的指涉。因此，这个概念被覆盖上了极为纷繁复杂的含义。因是之故，为了使公共政治哲学角度的“公共”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规定性，就有必要做一番概念清理功夫。进行这样的概念清理，首先需要强调学科视角和专业高度，其次则需要对其历史源流加以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足以给出公共的完整定义。前者，可谓站在当代政治哲学的专业视角，对于各种关于公共的定义进行哲学高度的归纳。这是统摄各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主张而进行的共时性的定义考察。后者，则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于各种依照历史时序出场的公共状态进行描述与分析。就此而言它是历时性的公共呈现形式。 　　“公共”的定义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角度是关乎与公共相对而在的私人，即与私人相比较而呈现的公共的边际范围。这是一个描述性的路径。另一个角度则是关于公共自身。这涉及到公共的实质性含义与形式性含义。从实质性含义上讲，公共具有它在不同指涉上的丰富蕴含；从形式性含义上讲，就是今天人们更广泛、也更习惯于使用的“公共性”（publicity）概念。 　　公共始终是在与私人相对而言的时候获得自己的原初规定性的。从这个角度讲，没有私人，也就没有公共。反之亦然。问题不是两者的相对而在，而是它们相对而在的时候显现出的不同内涵究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被叙述出来。当代三种主要的公共政治哲学都承认有公与私的两个领域，但自由主义着力阐述的是公与私的界限，强调公共权力绝对不能侵入私人领域。这种阐述着力区分公共与私人的绝对差异。当然也对公共与私人的相互性进行了界定，从而将公共与私人相对显现的政治规定性摆上了政治生活的平台，一方面强调了不可化约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将宗教、社会与市场领域中存在的公众性私人活动纳入非政治公共领域讨论，将信仰、私趣作为私人问题对待。 　　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的公共政治哲学对于公共和私人的相互性关系以区隔公共与私人显示其理论独特性。这是鉴于现代国家的巨无霸性质所做的严格界定。相对于关注公共的其他政治哲学而言，自由主义的这一界定给人以两个端点上加以质疑的理由：一个端点就是从公共的角度，人们批评自由主义是从私化的个体推导出来的。而这种推导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另一个端点就是私人的孤独自我形象，使得自由主义无法为原子式的自我提供厚（thick）的道德资源。因此自由主义对于公私的论证只能是一种薄（thin）的论证。这正是共和主义乐意从群体视角界定公共的最重要的支持理由。 　　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还是新共和主义，大致都从群体生活的视角切入公共定义问题。古典共和主义尤其强调在家庭亲密关系与家政这样的私人世界以外构成的大众生活的公共世界。阿伦特依循这样的进路为公共充实内涵。她断言的人类生活本质上是政治的，就是人类生活在公共的世界中的另一种说法。因为行动着的人不是孑然独立的人，只能是群体的人；同时，追求有限生命之永恒价值的活动，也只能是在群体中显示的与众不同而得到的承认。只有在公共领域的生活之中，才会显现人的自由。桑德尔这样的强势共和主义者自然沿循了共和主义的这一基本主张。可以说共和主义凸显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关于公私界定的另一个路径：着力强调公共对私人的限定性价值。而这正是像哈贝马斯那样的新左翼理论家在论述公共问题时得以寻找到切入问题的进路的理由：他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简单地安定在共同体与个体的两个端点上，因此声称只有以话语政治理论或程序主义政治才能凸显公共与私人关系之间的张力，并真正凸显公共领域的重大作用。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感应网络，只能在非中心化的交互主体性场域中才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把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放到核心地位，同时又不把法治国家的宪法看作是次要的东西。但无论怎么说，三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似乎都同意，公共之为公共是在与私人相对而言的角度上获得它的规定性的。就此而言，凸显公共或私人的含义，就必须在两者相对的意义上才能做到。为此，就有必要先行分别对公共与私人的含义加以厘清。这成为解释相对而在的“公共”与“私人”的顺理成章的要求。 　　对于揭示“公共”含义的两个视角来讲，实质性的含义与形式性的含义同样只有在相关性的角度才能显示出来。因此像阿伦特界定“公共领域”的时候，就直接以“公共性”的定义来彰显其内涵。但公共与公共性毕竟是虽然紧密相关但不能等同视之的两个概念，有必要分别开来加以考察。为了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