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及自由冲突及其自洽.doc

福利及自由冲突及其自洽从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看，福利的兴起往往伴随着自由的衰落。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要调适福利与自由的冲突。社会保障的科学发展有赖于寻求自由与福利的内在逻辑一致，即自洽。 不同自由观下福利内涵的差异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1958）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指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意味着“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消极自由是指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的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 在伯林看来，这两种自由是有显著区别的，所回答的是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问题。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而消极自由强调的是免受他人不正当的干涉。积极自由既然强调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自然就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能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因此派生的是人的各项主动权利和做某种行为的资格。权利行使和能力的培养构成了判断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的标尺。而消极自由着眼于免受外在强制和干涉，自然就把重点置于人在社会活动的自在空间上，强调的是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潜在机会，允许社会存在自发活动的舞台，公共力量不能对人的发展作强制性安排。 当代从自由的角度对福利及福利国家的研究大致沿此思路展开：一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支持“积极的国家”观念，为福利及福利国家辩护。如国家介入社会问题解决的“凯恩斯—贝弗里奇”社会政策范式，蒂特马斯对国家福利的重视，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罗尔斯（1988）正义论中的差别原则，以麦金泰尔（1995）、米勒（2001）、桑德尔（2001）、沃尔泽（2002）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以及吉登斯（2000）“第三条道路”代表的新社会民主主义。二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反思和批判福利及福利国家，认为强制性的福利制度是国家权力的膨胀，侵蚀了个人自由。哈耶克（1997、2001）、诺齐克（1991）、弗里德曼（1991、2004）等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继承了18世纪-19世纪西欧政治自由主义中尊重个体选择、尊重自发规律和秩序、主张渐进改良、恐惧国家力量的传统，提出对自由的捍卫以及对福利限度的警思。 积极自由的主张将国家力量作为追求自由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促进了福利国家的成长与成熟。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滞胀使得福利国家出现了问题与危机：福利国家在保护自由的名义下压缩了个体的自由空间。战后50年代和60年代“福利膨胀”时期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内容已远远超出“政府通过各种规划提供基本经济保障”的传统涵义，实际上成为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消费、保持增长的手段。可见，普遍的福利制度进一步导致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并因此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经济可持续发展乏力。 同时，在迷信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福利也沦为支配和取代个人意志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官僚机构随着国家干预和社会服务的扩大而日趋庞大，官僚化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特征。另外，由于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扩大造成民众的税收负担大幅度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削弱了个体和家庭的自我保障能力。消极自由论者由此提出了重新审视福利与自由冲突的命题，为分析中国语境下福利与自由的冲突与自洽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 福利和自由的可能冲突 鉴于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大多数研究偏重于“福利”的方向。这些研究对于纠正农民及流动人口等群体长期低福利的偏差具有积极意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在这些研究的推动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针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不足的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了显著改善。 2006年－2007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作为制度建设的重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把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措施纳入了经济刺激方案，以求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增强家庭和个人应对经济衰退冲击的能力。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同年，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启动试点。在政府行政系统的强力推动下，农村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覆盖面迅速扩大，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将于2012年实现全面覆盖，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无疑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的社保公平。 但目前理论上对于福利所可能具有的负面影响缺乏深入的考量，实践中也注重制度本身覆盖面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