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效率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doc

适应性效率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内容摘要：我国资本市场自上而下的监管体制导致资本市场呈现阶段性效率增进的特征，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需要资本市场灵活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要求，而只有在资本市场权利义务清晰定义的基础上，构建泛利性和创新性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才能实现资本市场效率的持续提高。 关键词：适应性效率 资本市场 监管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不断浸染着对效率的永恒追求，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同样体现了这种经济学家的“乌托邦”精神，早期的经济学家接受了制度的发展会有最终目标这样一个前提假设，这一方面使得制度经济学很容易的就纳入到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诺斯在解释制度变迁时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障碍，所以后期的诺斯才转向到了研究认知科学，希望由此找出制度多重路径演化的可分析原因。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哈耶克”式转向促使诺斯开始反思新古典意义上的静态配置效率，转而研究具有动态时间过程的“适应性效率”。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正是基于这种制度分析进程的改变，追求的不再是具体的静态效率目标，而是达到“适应性效率”的途径和规则。诺斯认为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确定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以及“研究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的时间的瓶颈的意愿”。显然，诺斯所认为的知识的创新必然对社会总体是富有效率的，因此可以对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概念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一个社会中，由权利界定和分配形成的个人权利结构、市场竞争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结构能够促进个人的行为认知模式做出不断的修正，以激励富有效率的个体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 现有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以行政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内生于中央政府控制资本市场中金融剩余投向的目的。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囿于中央政府圈定的范围之内，使得资本市场的效率发挥呈现阶段性特征，中央政府的政策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基础性职能的发挥。这从股权分置改革后，股市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我国的资本市场依然表现低迷，缺乏适应资本市场国际化挑战的能力即可看出（刘纪鹏等，2011）。而这正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刘晓欣和马笛认为应当“树立全局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监管理念”；乔晓明认为规范化，市场化，自律化，法制化，社会化和协调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未来优化的方向。虽然现有的文献都提及了自律监管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但是还基本上是对资本市场效率的静态分析，如何使资本市场具备长期的动态、适应性效率则是本文研究的内容。从适应性效率的角度，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模式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 按照我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的性质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拥有的职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实时监督权”和对信息披露的“监督权”，并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核准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市申请、依法暂停或者终止的权力。但是这些法律赋予的权力在实际中都不可能得到履行，在中央政府依然对证券交易所实行行政管理的情况下，证券交易所在人事上和行动上都不可能独立，在人事上，证券交易所是中央政府直属的行政事业单位，高级管理层都是纳入国家编制并享受相应行政级别待遇的政府公务人员，在行动上，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行为没有约束力，既然证券交易所不能自主的控制上市规模，那么对上市公司终止上市的惩罚权自然也不归证券交易所所有，而终止上市的惩罚是证券交易所所能施加给上市公司的最高形式的惩罚，没有它其余的监督权和惩罚权也就无从谈起。同样证券业协会由于缺乏行使职权的能力，也不能起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我国的《证券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章程》规定，证券业协会要履行一定的监管职能，如制定证券业自律规定、行业标准和业务规范，并监督实施；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及自律规则的会员给予纪律处分等。但在实践中，证券业协会既没有能力对行业法规进行指导，也没有职权对协会会员进行惩戒，由于并没有规定证券从业者必须加入证券业协会，也没有规定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的关系。所以证券业协会对证券机构的约束力很弱。 （二）现有法律制度缺乏对资本市场的参与人进行生产性知识创新的激励 首先，没有完善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虽然新修订的《证券法》明文规定了对证券欺诈和价格操纵等违规行为优先进行民事赔偿，但是缺乏对违法行为界定的细则和解释，可操作性差，客观上纵容了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并且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当违规人承担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