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主流价值观重构及表达.docVIP

《唐山大地震》 :主流价值观重构及表达[摘要] 《唐山大地震》上映以来在公众中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力，商业片与主旋律的结合，为影片带来巨额票房的同时，影片呈现的伦理价值也获得主流观众的认可。 [关键词] 主流电影 症候 伦理 一、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 80年代以来，以官方说法为印记的主旋律影片始终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可。从《集结号》开始近年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式的“主旋律大片”或“主流大片”，如《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等。这些主流大片不仅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旋律叙述无法获得市场成功的困境，而且扭转了2002年以来中国大片叫座不叫好的现状。 主流电影是新世纪以来电影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饶曙光提出的“新主流电影”的基本特点是被学界普遍接受的，他认为，新主流电影体现政府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作用，但包含较大的弹性和包容性，而且由影片自身“造血”反应和表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由此看，影片《唐山大地震》完全可以划归到新主流电影的概念范围内。也许，有不少人会认为把这部影片归结为“主旋律电影”有些不准确，因为我们根据刻板的印象认为“主旋律电影”最标准的文本除了它要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外，恐怕在题材上还应该是重大的政治的革命的历史题材，而在塑造的人物方面也应该是领袖、英雄或劳模。《唐山大地震》作为表现对象似乎不太够那么主旋律，其实这都是对主旋律电影的误解。首先《唐山大地震》不是关于民族拯救的灾难片，而是一部家庭伦理片。不管是从制作目的，还是最后效果和观众的反应来看，它都是一部感化人心，肩负着正心正德的文化使命的主旋律电影类型。 二、权力的博弈与文本症候 中国电影面临着公共权力、商业资本权力和大众文化权力三者的倾轧与博弈，要满足政府、商家和观众的多方面要求。《唐山大地震》1.2亿元的投资成本分别由唐山市、华谊兄弟、中影集团按照50%、45%和5%比例出资，可以说是地方政府，民营影视公司，国有影视集团的强强联合。 唐山方的制片人姚建国这样强调到，唐山地震是“国殇”级重大题材，很容易走向“社会主义特色救灾片”的路径，“我们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期望，就是去掉当时的文革色彩和意识形态，还原到人性，展现人的大爱，让感情本身去理解那场灾难。虽然我们目前仍叫它主旋律片，但却是一个主旋律的人性灾难片”。唐山政府坚持要占有至少5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以保证在影片中的话语权，保证他们所需要的“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并且认为原著《余震》中的价值观倾向于灰色和悲观，部分情节与大众伦理相悖，必须进行改造和重构，使其符合社会的价值取向。但有一个问题不得忽视，唐山大地震的严重后果与文革这一历史背景有所牵连。唐山地震前中央已经收到过地震警报却未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在震后满目疮痍的现场，刚刚死里逃生的人们更为关心病重的毛主席和北京是否受到危及；灾民住在简陋的帐篷里还根据中央指示继续“深入批邓”。匪夷所思的是灾难发生后政府甚至拒绝国际援助，24万的生灵涂炭，当局有推脱不掉的责任。而三十四年后才有第一部直击那场灾难的电影问世，这其中隐藏有多少的悲剧和伤痛？而电影以并不真诚的态度回避了对那场灾难的正面呈现，23秒的地动山摇只聚焦于方家的住宿楼片区这冰山一角，数以几十万计的死难者和民族集体创伤被放逐于影像之外。 由唐山政府命题，影片除了“去掉当时的文革色彩和意识形态，还原到人性，展现人的大爱，让感情本身去理解那场灾难”这样的欲求外，还在要纪念唐山大地震的同时，更肩负着宣传唐山市新世纪面貌的使命。影片去掉的只是宏大叙述人民解放军不惧生死的救灾段落这一“意识形态”，和地震前欢乐生活场景中的“文革色彩”，真正的意识形态和文革色彩实则是被屏蔽掉了的。母亲元妮的遭际一方面呈现了社会及历史的苦难，但另一方面又把这份苦难转移和遮蔽为一份愧疚，因为放弃和伤害女儿是自己主动造成的。 影片开场借助外国特效团队再现了唐山大地震场景，尽管超过一半的成本用在了约20分钟地震场景的营造上，但灾难只是一个噱头。我们期望着了解更多关于那场灾难的画面信息，确认政治背景的无法抹杀的罪责，而结果影片对于唐山大地震背后的历史情势是沉默的。导演最大限度的还原了文革末期的唐山当时的所有服装，道具和生活场景，刻上了70年代的生活风貌，通过着重家庭生活琐碎的展现巧妙的回避了了政治背景带来的敏感。 三、主流价值观与伦理泛情化叙事 中国的故事片从诞生时起，就走上了再现家庭悲欢与伦理感化之路，早期的影片如《难夫难妻》、《桃李劫》、《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都有突出的表达。往往面对悲剧性的命运，中国人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匍匐在草丛里默默地舔干自己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行”，无论历经怎样大的动荡和离乱，却依旧健忘地向往和追求自己小家庭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