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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区域海盗成因及解决模式研究摘要：东南亚海盗能够成为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的重大隐患，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现实根源。经济因素是海盗泛滥的根本原因，利益驱动导致海盗方式存在严重的模仿和传染行为。区域国家经济衰败和萧条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政府权力弱化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在现代国际社会大背景下，东南亚区域海盗的成因具有社会学理论基础。基于现实需要，解决东南亚区域海盗问题势在必行。 关键词：东南亚海盗成因 解决模式分析 一、东南亚区域海盗成因 约翰?达莱德“挫折—攻击”理论能解释海盗成因。“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攻击必定是挫折的后果，即攻击行为的产生必定是因为受了挫折，受挫折后必定发生某种形式的攻击冲动或行为。人们只有在追求目标的活动受到阻碍时才会发生攻击行为。攻击行为的刺激强度可能会因下列三个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一是引起挫折反应的刺激强度，二是对受挫折的反应进行干预的程度，三是受挫折的反应序列的数目。（1）按照这一理论，海盗行为之所以发生，是源于公民在社会中因某些领域的失败导致心理上的挫败感，当受挫感达到一定界限，必然会采取海盗行为，缓解挫败感。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经济恶化，经济衰退带来的贫困，增加了民众参与海盗活动的动机和兴趣。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趋势，失业人口增加，这些失业和贫困人口在追求幸福感过程中遭遇挫折，他们会选择采取措施缓解挫败感。 结构功能主义者罗伯特?莫顿的失范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海盗的成因。该理论从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关系来解释社会越轨现象。基本观点是：社会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的某些紧张状态（失范）造成的。简言之，社会越轨行为是由社会所推崇的正统目标（或称成就目标）与达到这些正统目标的正统手段（或称制度性手段、合法手段）之间的矛盾与不一致造成的。当社会成员经过（正统的）社会化教育承认现有社会的正统目标，并可以以正统手段去实现正统目标时，他们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不能提供它许诺要给的东西，或者当人们接受的不是正统的社会化教育时，越轨行为就作为这种失范的反应而产生了。（2）按照失范理论，海盗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越轨行为，其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某些紧张状态，即社会所推崇的正统目标与达到这些目标的正统手段之间存在着矛盾或不一致的失衡状态。如果社会强调正统手段能够实现正统目标，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不能实现正统目标，公民将质疑社会强调正统模式，采取越轨行为。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不能提供正统手段实现正统目标，为实现正统目标，公民会采取非正统的方式实现既定目标。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政治动荡，国家腐败，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使得公民认为自己被社会制度所“抛弃”，现存的社会制度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为了追求社会幸福感，公民会选择采取越轨行为试图实现目标。 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影响，行为、环境与个人三者相互影响，构成了一种三角互动关系。人们有通过观察而模仿他人习得社会行为的能力。通过这种行为，人们不但可以模仿示范者的行为，也可以通过综合不同示范者的行为而创造出新行为。（3）这种传染和模仿行为是建立在模模仿对象成功的基础上。南海区域海盗成功率高，这为公民模仿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基础。这也是南海区域海盗泛滥的原因之一。 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有必要在该区域寻求海盗治理模式，打击海盗，维护区域海上安全，确保国家利益和区域安全。 二、东南亚海盗治理模式分析 东南亚区域海盗问题是区域性的问题。解决这一区域问题需有相应的区域机制，该机制必须协调好各方的利益与责任。否则该区域机制将失去功能，甚至使国家间陷入安全困境。 传统的安全观一直将军事、政治作为安全的关注重点。建构主义认为安全不仅仅是军事、政治，还包括经济、社会等领域，即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领域都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在东南亚区域海盗治理中，海盗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和海上航道安全，因此打击海盗是该区域内各国的“共识”或“认同”，是该区域内形成一系列以打击海盗为目的的区域性组织的安全要素和构成要素。 建构主义认为，解决安全问题，必须要存在功能性行为主体。功能性行为主体是指：影响一个领域动力的行为主体。（4）这个行为主体应该是一个安全“言语——行为”集团。简言之，功能性行为主体就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手段。巴里?布赞从建构主义出发对安全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理解安全方式与途径的新思路：一是安全手段的综合性。他认为国家是安全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归根到底，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安全，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的。布赞认为，与军事能力一样，健全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较强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控制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二是主张通过合作、互信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实现地区和平与安全。在安全共同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