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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滋润核心价值观教育摘 要 当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考察新加坡儒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开展道德教育的成功之处。借鉴新加坡经验，对推进我国学校德育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 键 词 新加坡；儒学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 作者简介 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佳，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风貌优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儒学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其领导人李光耀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一、新加坡儒学教育的发展轨迹 儒学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体现出随着各阶段德育目标变化的基本轨迹。 （一）德育从培养国家意识、适应多元文化中起步 在1965年—1978年这一历史时期，适应多元文化是新加坡德育的重中之重。为此，新加坡教育部指导编制了新的教科书《学校德育与公民训练综合大纲》，内容表现为统一化和综合化。“统一化”表现在教科书偏重灌输忠于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对中小学实施统一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综合化”是指教学内容涉及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描写和讨论，以使公民适应国家多元文化的发展现状。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使不同种族的学生能够共享价值和规范，为形成共同的新加坡文化认知奠定了基础。1965年以后，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的实施，政府积极与外国资本联盟，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家长多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或西方国家学习，国内许多核心课程（如科学、数学）均采取英语教学。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德育还刚刚起步，重心在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由于政府强调英语教育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在这一时期实质上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而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学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被重视。 （二）儒家道德教育在恢复东方价值观过程中浮出水面 在1979年—1989年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在恢复东方价值观的种种努力中，儒家道德教育浮出水面。从1976年开始，新加坡掀起了抵制西化、捍卫和弘扬亚洲价值观的文化再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礼貌运动、开展敬老周、推广华语以及教育改革。以文化部部长王鼎昌为首的文化再生运动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道德教育报告书》，通过调查并分析社会风气和学生的道德状况，审视了过去道德教育的不足。本着抵制不良思潮影响、打好思想基础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道德教育的措施，主要措施是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门主课开设，并提出德育不只在学校进行，还要求与社会、家庭相结合，使德育成为全员参与的大事。 新加坡还设立了东方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儒家道德教育问题。1980年2月，教育部郑重宣布《儒家伦理》为选读课程之一。为建设这门课程，相关部门特成立了“儒家伦理委员会”，邀请国际著名新儒学学者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教授来新加坡讲学和提供编写方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儒家伦理》教材，供各个华语学校使用。新加坡大众传媒也积极配合宣传，扩大儒学的社会影响。从教学内容看，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属于中学高年级开设的正规课程。在表述上，抽象的儒家伦理与形象的事例相结合；严肃的道德哲理与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述相结合。同时，为适应新加坡社会的现实需要，还对儒家思想中“过时的”观念进行了现代转化与创造。[1]这一阶段，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以东方价值观来挽救国内道德危机的措施，特别是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德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由于“西化”出现的道德危机。 （三）在培养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创造属于本国自己的文化 在1990年—1997年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在培养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创造属于本国自己的文化，协助政府建立一个具有道德意识和凝聚力的社会。经过议会内外的广泛讨论，新加坡在1997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民众都乐意接受与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异中求同，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白皮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儒家伦理，例如注重和谐、强调国家高于个人、强调秩序和集体等。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没有假借共同价值观之名把儒家伦理强加在共同价值体系之中的用意，但儒家伦理是五大价值观的源泉却有目共睹。白皮书吸取的内容并不是原先的儒家思想，而是对其经过了一番改造的。当然，我们不能说白皮书的出台只是儒家德育换了头面与形式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