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欧洲18—20世纪关于非婚生儿童父母的立法改革方案.docVIP

　　分析欧洲18—20世纪关于非婚生儿童父母的立法改革方案 --分析欧洲18—20世纪关于非婚生儿童父母的立法改革方案 从16世纪到20世纪，西欧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经历了多次重要的改变。瑞士的情况并非特例，代写职称论文它在非婚生育问题上的法律改革所反映的历史进程，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有迹可寻，尽管各国的步调和模式都不尽相同[1]134-136。通过对各国法律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远不限于非婚生子女的处境：改革所提出的问题包括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世俗和宗教权力机构对性行为的控制、人们对国家角色的认识、两性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权利关系。笔者分析了整个近代史上（16—19世纪）始终存在的确认非婚生子女的父系亲缘的“认父”程序（rechercheen paternité）。笔者还重点关注了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源于人口变迁，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在经济学和政治学层面上，对贫困的治理、财产、个人权利及国家职能展开的新的思考。这些改革首先导致传统的“认父”程序的取消，抚养非婚生子女的责任被完全推给了母亲。19世纪末，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共同谴责这项改革带来的悲剧性社会后果，在此压力下，立法机构试图促使非婚生子女的父亲更多地负起责任。通过瑞士的一些案例和争议，以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辩论的对比，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改革的关键问题，它们对相关个人的具体影响，并发掘在此问题上起到推进作用的历史人物。 一“、认父”：16至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程序1867年1月21日，28岁的未婚青年亚历山大·X接到了瑞士弗里堡州一个小镇法官的传讯①。一位名叫约瑟芬·Y的25岁未婚女子指控他为她腹中胎儿的父亲。和所有未婚孕妇一样，约瑟芬不得不向地方当局申报以避免更严厉的罚款。她承认了男方的姓名以及导致怀孕的性关系的日期。法官依法传讯了被以这种方式指认的胎儿父亲。亚历山大·X承认了其“过失”并声明其将“彻底、无条件地接受作为未来孩子父亲的身份，如果分娩日期与被指认的受孕日期相吻合”[2]。孩子出生后，法官宣布其为孩子的父亲，每月需定期支付孩子母亲30法郎的抚养费。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义务仅限于“膳食”费（即物质意义上的“抚养费”），而不包括任何继承权或家庭从属关系。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像亚历山大这么认罚的：不少人试图推卸责任，否认与孩子的母亲有任何来往，或指责她与其他男性发生过关系。法官有多种“取证”的方式可以决定孩子的血缘：让母亲手按圣经宣誓（这只适用于“初次失足”的女性），或开庭听取双方证人的证词。当时婚外生子是触犯刑法的，亚历山大·X和约瑟芬·Y分别被处以罚款，男方37法郎，女方18法郎①。鉴于双方都是“初犯”，他们得以免于牢狱之灾。这个瑞士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了16至19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认父”的法律行为。弗里堡州将这套程序保持到了1870年前后，而此时欧洲和瑞士的其他地区早在数十年前就逐渐废除了这种做法[1]136。这种做法在16世纪的出现打破了整个中世纪对非婚生育的相对宽容态度（这种宽容是有案可考的）。历史学家的解释是，当时欧洲的文化和经济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社会对非婚生子女的宽容度下降，是随着宗教冲突的加剧而发生的，这些冲突最终催生了新教，它被欧洲很多地区定为国教。天主教会则相应地通过明确其教义、强化对信徒的规范，试图维持其影响力。宗教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和法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国家都是如此。在宗教冲突的背景下，教会对性道德的态度日渐严厉：天主教神甫和新教牧师都着力提倡配偶忠诚，谴责未婚同居。天主教神职人员必须严格奉行独身原则，与情妇一刀两断。很多中世纪文献表明，当时的非婚生子女被视为家庭成员，甚至享有一定继承权，而16世纪以降，他们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被隐藏在慈善院中，被视作其父母行止不端的证明遭到歧视。产生这种新的法律行为的第二个原因是贫困问题的治理。由于连年战乱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歉收，16世纪欧洲的贫困人口大增，其中包括大量未婚母亲及其子女。欧洲各地的地方社群都采取了种种济贫措施，特别是控制其活动，强制其定居在赈济所在地，防止其沿途流浪。这样，非婚生子女就成了地方社群的子弟，由后者负责养育“。认父”程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降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开支，一方面让父亲参与支付抚养费，另一方面对未婚生子的父母课以罚金，所得款项仍将被用于济贫事业。未婚生子最高可以被处以监禁，但惩罚主要是以儆效尤，最终目的是减少需要扶养的非婚生子女数量。这两个趋势———对婚外性行为的日益不宽容和贫困现象的日益加剧———显著改变了婚外生育行为的社会表征。在社会中上层，婚外生育减少了———尤其是隐匿得更好了———而在平民阶层中则变得更加常见。婚外生育于是被愈来愈多地视作平民阶层特有的问题，归咎于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