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情缘四十载.PDFVIP

2015 年第 3 期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5, №3 总第 49 期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Serial №49 辞书情缘四十载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 前辈学人曾说过：“学者不可无宗主”。如果把这里说的“宗主”理解为学者的师承关 系，那么，黑龙江大学的词典编纂活动，其宗师应该是其前身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副院长赵洵 同志。上世纪50 年代，她就主持过俄汉成语词典的编纂。50 年代末，她在莫斯科大学进修 时的导师是著名的兹维金采夫（Звегинцев В А）教授。她选定的攻读方向便是词典学。60 年代初归国后，她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宣部有关领导人的帮助下，突破重重阻力，最终 组建起一个俄汉词典的编写班子，这虽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语言 研究所实现的，但编写班子的主要成员却都是从黑龙江大学借调过去的。师承赵洵从事词典 编写的有她的一大批学生，其中包括李锡胤、陈楚祥、潘国民等，可视为其中的优秀代表。 进入 21 世纪，他们三人先后荣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记忆把我拉回到 1975 年。那年 5 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纂出版规划座谈会。 黑龙江大学的李锡胤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其实，在那以前，黑大已经接受了商务委托的“挖 版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的任务。会议之后，原来的“挖版修订”升格为全面 修订，原属两个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也具有了某种“国家规划”性质。借着这个名义， 以黑大俄语教师为主体，从哈尔滨市多个单位借调来的五十多人的修订班子开始搭建。当时 我还是一个处于教学第一线的青年教师。按照常规，像我这样刚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是不 会被安排做这种看似老气横秋的词典工作的。偏巧正赶上我带的首届 72 级工农兵学员班要 毕业，我已被安排去农场劳动锻炼。负责搭班子的系领导在急于用人之际打起了我的主意， 并经学校党委书记同意，让我暂缓走“五七道路”，转而参加具有“反修”意义的词典修订。 不曾想，这个偶然的安排，竟成为我一生业务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部部词 典编下来，一直干到我现年满 75 岁。这样，借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大半辈子我都被栓在了 有“工具书王国”美誉的商务印书馆这辆战车上。其实，说我“被拴在战车上”并不恰当， 因为我不是被动的，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我本人也求之不得，乐此不疲，从来没有动过 主动从这车上爬下来的念头。我参与或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有：《大俄汉词典》 （1985），《大俄汉词典》（修订版）（2001 ），《便携俄汉大词典》（修订版）（2007 ）， 《乌克兰语汉语词典》（1990），《新编乌克兰语汉语词典》（2013 ），《新时代俄汉详解 大词典》（2014 ），《新时代俄汉大词典》（即出）。从 1975 到 2015 年，整整 40 个年头 啊！人生能有几个 40 年？我不禁发出人生苦短的慨叹。不过，回忆起历历往事，充满我内 心的感受，似乎只有庆幸、满足与温馨。 我最早接触的“商务人”是潘安荣与吕军。当年，他们是代表出版单位来哈尔滨与词典 修订者见面的。他们面对的是几十人组成的修订班子，我作为普通成员，没有机会靠前，与 他们作近距离的接触，只能坐在一个大教室的角落里，远远地听他们讲话。今天想来，他们 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敬业，严谨，但不苟言笑，甚至略显古板。在后来的许多年间，接触的“商 41 务人”多了，我逐渐发现，敬业、严谨、讲究诚信、一诺千金，似乎是商务人的共性，但不 苟言笑，略显古板，这是当时刚刚经历了“文革”劫难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心有余悸的自然 流露？还是某些商务人的个性特点？到现在我也说不准。 我第一次走进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的商务印书馆大楼，大约是在 80 年代初，即 词典交稿之后。那时，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挤在同一座楼里。楼里好像还有人住宿。办公 的条件自然不敢恭维。到处都堆满可能是资料或书稿之类的纸捆儿，看去破破烂烂，上面落 满灰尘，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