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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对待动物 段 凡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摘要：中国民法典对动物地位的态度及立法对策，应该论述 “动物不是物”的立法价值以及借鉴 “非人类 中心主义法理念”的意义。民法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无论是从社会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 康发展的要求，都应将生态道德和伦理作为现代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并在立法对策上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动物 主体 民法典 引言 受世人关注的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进行，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不仅是法学家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市 民社会的重构与私法理念和精神的选择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市民社会？抑或市民社会是否单纯是 法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眼里的 “市民”的社会？“市民”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市民说到底就 是 “人”，但是这个人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 “人”，而是法律意义上的 “人”。民法的历史已近数千年， 从罗马法意义上的 “人”到现代民法意义上的 “人”， “人”内涵与意义已经贯穿了整个政治，经济，文 化的历史大变迁。放眼现代，生物意义上的人已经不由置疑地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人”，即“法律主体”。 而立足到现今的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我们必须观察和考量当今世界各国民事立法最新立法成果以及社会自 然发展变迁的全貌。同时，一部二十一世纪伟大的中国民法典也需要吸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德价值观 念，伦理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同样也是 “市民社会”构建与完善的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这些核心价值观念支撑，很难想象所谓的 “市民社会”和 “市民法”能匹配 “二 十一世纪伟大的中国民法典”的 “光荣称号”。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完全是 “体系”与 “结构”争论，制度上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理念为依托的，而理念的重树则是完全建立在自然，社会 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之上的。私法的精神与制度的选择——大陆私法历史发展的源流及出路也不无有力 地证明了这一点。“人文主义”抑或 “物文主义”之争，虽然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和理念 之上的，但两种主义都无法超越以 “我”为中心的法理构建。这个 “我”就是人类。人类发明了工具，却 越来越被工具所控制，人倒是成为了工具。人类征服了自然，却无法摆脱自然的报复，谁也无法说清人类 是大地的主人？还是人类是自然之子？在这样一种令人沉重的语境中，我们不得不对现有的法理念进行反 思与重构。而在这样一项工作中，私法 （民法）的开山回应显得尤为必要。已经有人在进行思考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应该是我们应该思索的永恒命题。 一、对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 人在交往中生存，因而人的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世界。“主体是人，客体是人之对象，这种界说过于简单和 抽象。”作为主体的人们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具有交互主体性的主 体和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或客体世界，成为某种共同主体。与这种共同主体相对而言的是某种共同客 体。共同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同主体性，这是一种内含着交互主体性的人的主体性。在主体和主 体的交往中形成了主体间或主体际关系，由此而衍生出了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和交 互主体性的关系，以及共同主体和共同主体性的可能性，都是当代社会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单纯的“主 体―客体”或 “主体―中介―客体”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 “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在于在面对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从 “主体―客体”或 “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向“主体―主体”或 “主体―中介― 主体”的模式转变。这种主体认识和实践模式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人类首先必须区分 主体和客体，确立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形成 “主体―客体”的模式，进一步再将主客体间的中介从主 体或客体中分化出来，形成 “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主体由笼统的总体中分化出相对独立的个人 主体或群体主体以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沿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来处理主体 与主体的关系已不再有效，自然而然地会转向“主体－主体”模式。 而主体需要借助于各种中介手段来相互联系，于是就有了 “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样一来，原来的 主体问题就在事实上转化为主体、主体间或主体际问题。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二人世界或多 人世界，而是以他们共有的客体世界为前提的。海德格尔写道： “……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 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 ‘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 共同此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