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藏文古籍.PDFVIP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藏文古籍 亚历山大 ·卓林 著 赵大莹 萨仁高娃 译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译者按，又称东方手稿部）藏的大量写本和印本中，藏文文献因其数量之 巨而占有特殊地位。据 1973—1975 年的登录簿，当时的藏品总数约 20500 件，这还不包括后来的新增藏品。 第一批入藏的藏文写本，最初是从今额尔齐斯河 （Irtysh）流域的阿布莱汗寺遗址中获得，于 18 世纪二十 年代送到圣彼得堡。后来，学者米勒 （G. F. Miller，1705-1783）和帕拉斯（P.S. Pallas，1741-1811）在西 伯利亚地区探险，并走访居住在色楞格河流域的布里亚特部落。他们捐给俄罗斯科学院一些藏文文献，包括十 二件藏文写本和十二件藏蒙双语写本。 19 世纪前半叶，是东方手稿部藏文藏品激增时代，尤其是 1835、1841 年两次购买大量写本文献。这些都 是 Schilling von Canstadt（1786-1837）男爵的藏品。他曾作为政府官员在西伯利亚地区任职，热衷于收集 东方书籍，因而从布里亚特庙宇中买了许多藏文木刻本，还请布里亚特僧人抄了一部分写本。其中最有价值的 是德格版 《甘珠尔》。 另一部分藏文书籍来自中国的俄国教会。1835 年，院长彼得 ·卡门斯基 （Kamensky，1765-1845）捐赠四 十三件藏蒙双语文献。 1847 年，《亚洲博物馆藏藏文文献总目》出版，其作者为学者施密特 （J. I. Schmidt，1779-1847）和拜 特林古 （O. von Böhtlingk，1815-1914），他们将目录分成三个部分：藏文典籍 （520 件），藏蒙双语文本 （43 件）和复制件 （141 件）。但这个目录并不完整，1848 年，学者施夫纳 （A. Schiefner，1817-1879）在他的文 章中补充了 《总目》中未提到的六十件双语或三语文本。 19 世纪后半叶，藏文藏品仍在继续增加。1851 年，亚洲博物馆收到学者瓦希里耶夫 （V. Vassiliev，1818 —1900）从北京寄来的一包书，包括六十本藏文书和一些藏语和其他语言合壁的印刷书。 19 世纪末，尽管东方手稿部成为欧洲藏文文献的最大藏家，但仍不够全面，缺少一些基本的文献，如全 套的 《丹珠尔》，以及宗喀巴和五世达赖喇嘛等重要人物的文集。 柴比科夫 （G.. Tsybikov, 1873-1930）于 1899-1902 年对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及佛寺进行考察，之后巴 拉迪因 （B. Baradiyn，1878-1937）于 1905—1907 年考察了安多的拉卜楞寺。他们仔细搜集了大量的优秀藏 学者的文集，并送回亚洲博物馆，因此，亚洲博物的藏文藏品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柴比科夫收集品中包括在拉 萨印刷的三百三十三卷文献，而巴拉迪因搜集到的一百六十九卷是在安多印刷的文献。 中国皇帝赠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套完整的北京版藏文 《大藏经》，包括 《甘珠尔》、《丹珠尔》，宗喀巴文 集和章嘉呼图克图文集，亚洲博物馆因此得到了全套的 《丹珠尔》。不过，章嘉文集不在东方手稿部。 因此，到 1910 年，俄罗斯学者拥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主要藏传佛教典籍。能收藏这些独特的藏品归功于积 极搜集和考古探险的俄罗斯学者、旅行家和外交官们，如学者奥登堡 （S. Oldenburg, 1863—1935）、俄国驻 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 (N. N. Krotkov) 、学者马洛夫 （S. Malov，1880-1957）和科兹洛夫（P. Kozlov， 1863—1935）上校。 奥登堡将他所搜集的 4—11 世纪敦煌文献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藏文部分却被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 事克罗特阔夫 (N. N. Krotkov)送往圣彼得堡。这部分藏品不多，有二百一十六卷，其中一卷属于 12—13 世纪 的作品，另外二卷是笔者于 2008 年在馆藏未整理的藏品中发现的。敦煌藏文文献多为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复本。 1914 年6 月 15 日，学者马洛夫购买了五十七件小木简，上有藏文题字。这些木简出自罗布泊附近的米兰 36 藏人边寨 （Tibetan f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