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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思想批判 高绍先+ 重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既源远流长，又根深蒂固。其主要表现 为：刑种苛繁；肉刑发达；死刑残酷；株连无辜。虽然，从刑罚制度 而言，历代都未能摆脱重刑的藩篱；但就刑法思想来说，对重刑的批 判又不绝如缕。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儒法两家的争论，汉以后，则 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见的辩论。 一、先秦儒法两家关于刑罚的不同主张 重刑思想的祖师是法家。法家是绝对的重刑主义者，凡是法家都 无一例外地主张重刑。 前期法家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重刑主张的政治家，他说： “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①，又说：“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 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 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②法家中，把重刑主义讲到极端的是 商鞅和韩非。他们有一整套重刑理论。如商鞅说：“治国刑多而赏少， 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③，商鞅的重 刑理论中最精彩、也是最可怖的是他不但主张重罪重罚，而且主张轻 罪也要重罚：“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 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管子·正世》。 ②《管子e牧民》。 ③《商君书·闭塞》。 192 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疆；重重而轻轻， 则刑至而事生，国削”①。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与商鞅的重刑思想一脉 相承，只是更加强词夺理罢了：“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 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②韩非还对 商鞅的轻罪重刑加以发挥说：“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 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 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③韩非力驳轻 刑主张：“今不知治者，皆日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 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 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④除上引三 人外，法家者流，如李悝、慎到、申不害，都无一例外地主张重刑。 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哲学理论上的支撑是性恶论，他们从人的需要 本能出发，认为人天生就有趋利避害，喜赏厌罚的本性，厚赏重罚正 是适应人的这种本性。管子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⑤而 “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⑥这直 可与马克思对资本家在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面前不惜上断头台的论述比 美。自管子以后，法家无不承袭这种观点。如商鞅所说的：“夫人情好 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⑦韩非讲的： “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⑧“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 也。”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对是非、善恶的 评判基于后天的认识。把是非、善恶之心说成是人的天性是一种唯心 主义。儒、法二家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但法家认为人具有趋利避 害的本能要求的观点更接近现代的需求说，因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过法家把这种人的需求本能无限地夸大，竟至作为统治者实行重刑 商君书·说民。 《韩非子·守道》。 韩非子·内储说上》。 ‘韩非子·六反)。 《管子·国蓄。 管子·禁藏)。 商君书·锗法。 韩非子·难三》。 韩非子·奸劫弑臣)。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193 的口实，则是完全错误的。 法家的重刑思想从现实而言，是适应战国时期强权政治的需要； 从历史渊源而言，是继承了殷商刑制。殷纣王是有名的重刑主义者， 虽然他并无言论传世，但他确实建立了一套极其残酷的刑罚体系。殷 商法律“刑弃灰于街者，无非轻刑重罚，籍刑以去刑者也。而叛逆劫 夺者，小者劓之，大者殄灭之，其号令严明如此，显示威吓主义精神 也。此皆于后世法家深受其影响也”①。这说明，三代的法律思想中， 重刑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法家从实用主义的需要出发，选择了重刑思 想，“盖为当时政治所急需，而对现实矫枉之情殷切所致也”②。 春秋战国时期，在法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