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docx

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维度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文化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文化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认为，文化包含了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有人认为，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制度规则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还有人认为，文化仅仅涉及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最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一切痕迹，与自然相对；较狭义的文化排除了物质形态，但包括制度；最狭义的文化是人类稳定不变的价值观，即文化的核心。霍夫斯泰德认为，文化包含两种含义：一种与“文明”同义，是“对思想的提炼”，包括教育、艺术和文学；另一种含义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指的是社会成员思维、感情和行为模式的概括，即“社会行为的不成文的规则”，侧重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层面。后一种就是霍夫斯泰德在国家文化维度模型中采用的概念。为了同前一种文化概念加以区分，他把这种文化称为“心理程序”（mental programs）或者“心理软件”（software of the mind）。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家庭、单位，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一套共同的行为模式。作为个人，可能既是家长，又是企业员工，同时还是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人们不可避免地遵循着不同层次的行为模式。霍夫斯泰德指出，这些不同的行为模式，对应的是文化的不同层次，包括：国家层次、种族层次、宗教层次、性别层次等。在跨文化管理中，霍夫斯泰德以国家为单位考察文化之间的异同。有论者提出批评，认为他忽视了同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差异非常大的文化，如美国的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其差异可能比欧美白人文化之间的差异还要大。针对这些批评，霍夫斯泰德指出，“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应该慎用国籍变量。然而，它又常常是惟一可行的划分指标。……采用国籍作为标准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因为获得不同国家的数据要比获得内部同质性社会的数据要容易得多。……只要有可能根据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来划分数据和结果，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也认为，以国家作为文化的研究单位有所不足。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有所不足的层次上，也可以发现许多问题。霍夫斯泰德对国家文化的研究，采取的是社会学的分类法，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切入，仔细区分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异同。五个不同的维度是指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阴柔气质－阳刚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短期导向，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化维度模型。权力距离维度权力距离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员工是否敢于向经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下属认为上级的决策风格是专制式、家长式还是民主式？下属更喜欢上级的哪一种决策风格？通过让被调查人员回答上述问题，霍夫斯泰德计算出权力距离指数，据此确定一个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权力距离指数见表1（本表只包括26个国家和地区，更详细的包括74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数表，可查阅《文化与组织》第二版汉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面的其他维度亦同）。表1表明，多数亚洲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亚国家）和南欧国家（包括欧洲三大半岛上的国家及其旧有的殖民地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较高，与之相对，多数西欧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比较低。霍夫斯泰德认为，在权力距离指数比较高的国家，社会成员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更高，弱势群体倾向于依赖强势群体（也有部分弱势群体出现反依赖现象，即常表现出过激的反抗行为）。家庭中强调顺从，学校中主张尊重师长，老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平等，老师掌握支配权，学生不能过于主动，谦虚是一种美德。在权力距离指数较低的国家，社会成员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很低，人们尊崇的价值观是独立，主张弱势群体应更多地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学校中的师生关系犹如朋友，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得到更多赞同，为了真理，鼓励学生同老师探讨甚至争论。在工作中，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的社会成员往往更容易接受等级制度，人们认为权力集中、严密监管、较大的收入差距都可以接受，并将管理者同下属之间的关系比作“父子”，管理者对下属严格要求的表面，套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社会成员往往认为个人在组织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组织成员注重权力分散、自主决定，难以容忍组织内过大的收入差距。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讲求实效，往往带有较少的感情色彩。在政治生活中，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和地区往往比较贫困（法国、新加坡、香港是例外），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持，往往使用暴力或强力，政治权力被少数社会精英垄断，难以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无权者为了获得政权，往往采取革命或者政变的方式。人们注重掌握权力，而往往忽视维护公民的权利，政治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低权力距离指数国家一般都是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