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吕传柱---AED的应用和急救知识普及的立法.docVIP

AED的应用和急救知识普及的立法 ----- 写在国内首部救命合法法案条例实施之际 姚津剑1 黄航2 吕传柱1 1、海南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2、中国急救网 201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条例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法律蕴育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适合于不同的阐述社会层次的规则，法律的基本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而我国目前的死亡人数约为178万（2010年胡大一12届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原因不单是它的不可预见性和突发性，更棘手的是心脏骤停要求抢救的即时性和现场性，已成为世界性的急救难题，也是目救援机构院前急救的盲点。发达国家[2, 3]。 法制的介入和立法的速度是美国成功的经验[4, 5]。1994年伦纳德（Leonard）教授提出在公共场所应用AED的概念。三年后，AED专家组发表“关于公众电除颤”的倡议，建议使用AED的人员应扩展至非医务人员。同年，美国国会与美国心脏学会（AHA）共同立法，取消非专业人员不能使用AED的法律约束。199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认可AED非医务人员使用，其间好心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积极提倡第一目击者应用AED进行心肺复苏， 1999年3月美国红十字会将AED使用纳入的新心肺复苏培训内容，以便在突发事件的现场受训第一目击者能在AED的帮助下进行高效的急救。至此，AED成功的从医院完整的走向了社会，为它在心脏骤停的现场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奠定扎实的基础。2000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呼吁AED在公共场所和民航飞机安装，并致力于推动AED的全美立法，最终于2000年形成法律条款。相关法规规定，凡人数超过万人的公共场合，必须配备AED。2002年美国国会也出台了公共场所设置AED的法案，且鼓励私营公司购买AED及派雇员参加培训。同时给予3千万美元联邦基金用于AED公共场所的配置和AED介导心肺复苏模式的培训，部分州政府也匹配AED社会化安装的预算。到2004年，全美各州已基本完善了AED公共化配置和使用立法工作，实现了全国范围内AED公共场的社会化覆盖。同年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所有的国内航班必须安装AED同时对乘务员进行AED介导心肺复苏的培训，4年的时间内美国所有的州完成了AED立法、公共场合的部署、社会化的心肺复苏培训，应用AED的心肺复苏遍布社会的每一个公共角落。2007年美国国会立法将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定为心肺复苏和AED急救意识宣传周，目的是呼吁政府部门增加 AED在公共场所装备密度和范围，督促当地政府要求红十字会提供广泛的心肺复苏、AED培训和鼓励群众参与该项培训活动，虽然心肺复苏的仍存在多悬而未决的题[6-11]。经过历时10年的实现AED公共场所应用从无到有、从有到立法、从有到全国化普及，在法律构架错综多样的美国实属先例，AED公共化安装和使用堪称美国立法典范之一。他们在创造立法典范的同时也享受着立法带来巨大回报。美国心脏协会数据显示AED相关条例立法后，AED每年至少可以挽救20000心脏骤停的生命，而广泛的AED的部署和急救培训多达50000心脏骤停的病人。在[12-16]。拉斯维加斯的饭店和赌场AED 使得急救存活率从14% 显著提高到57%[17]，在配备了充足数量AED的美国大城市，该成功率已显著提高，从5%提高到40%。而这一切源于美国立法的坚决，立法的决心源于AED介导的心肺复苏作为一种最为经济的心脏骤停救治手段在急救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未受到任何质疑[18, 19]，更源于社会法律体系对生命的尊重，美国在法律的支撑下向世界证明了AED走出医院，走向社会化才使它发挥最大的急救作用。是急救的成功范例，是一个值得急救立法较为欠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成功经验。 而我国，马季、高秀敏、侯耀文、王小波这些著名的事例他们也许不具备统计的代表性但具有作为样本参考价值，就像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五彩的光辉，他们是我国心脏骤停现状的缩影可以反映出我国心脏骤停的救治现状。2006年由阜外医院牵头“十一五“攻关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每年心脏骤停为54.14万人这一数据随着生活节奏和压力的增加还在不断的增加,其中90%发生在医院外,而我国院外心脏骤停生存率不到1%（数据来源于中国医师网）。在医疗急救体系较为完善的上海，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发表资料显示1998和1999年两年内出救护车抢救猝死和心脏骤停者8749例，现场复苏成功105例，最后康复出院仅2例。基于院前急救心脏骤停救护死亡率近乎是100%。这些著名的样本和不完全统计的数据说明心脏骤停的问题可能比我们统计的结果严重很多，显得应用AED的新型心肺复苏模式通过立法走向社会的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