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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子标记牡丹、芍药种质亲缘关系探究进展摘要：综述了基于分子标记的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芍药（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Ｐａｅｏｎｉａ）种质亲缘关系研究进展，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建议，以便为阐明牡丹、芍药种质的分类、起源及进化，牡丹、芍药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开发应用奠定基础。 关键词：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芍药（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Ｐａｅｏｎｉａ）；种质；分子标记；亲缘关系 中图分类号：Ｓ６８２．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2）13－2657-03 牡丹是芍药科（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芍药属（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牡丹组（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的落叶灌木植物，芍药为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组（Ｓｅｃｔ． Ｐａｅｏｎｉ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两者均为重要的观赏性植物和资源植物。牡丹在我国被尊称为“花中之王”，其观赏栽培历史悠久，唐、明、清皆以牡丹为国花，其身价之高无与伦比［１-４］。芍药花朵硕大，色彩艳丽，有芳香气味，是中国的传统名花，其富丽堂皇可与牡丹相媲美，被誉为“花相”［１，２，４］。分子标记技术是继形态标记、细胞标记和生化标记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遗传标记形式，基于ＤＮＡ直接揭示物种的遗传差异性，具有不受环境影响、标记数量多、多态性高、有许多标记表现为共显性或中性等优点［５］。本文综述了基于分子标记的牡丹、芍药种质亲缘关系研究进展，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便为牡丹、芍药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开发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１ 牡丹分子标记研究 １．１ 牡丹栽培品种间亲缘关系的研究 侯小改等［６］基于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ＦＬＰ）标记对３０份牡丹栽培品种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研究，分析显示其多态性高达８６％，品种之间的相似系数分布在０．５２～０．８３之间，聚类分析表明多数来源地相同的牡丹栽培品种表现出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来源自不同生态区的牡丹栽培品种间的遗传差异相对较大。苏雪等［７］应用随机扩增多态性ＤＮＡ（Ｒａｎｄｏｍ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ＮＡ，ＲＡＰＤ）技术对甘肃栽培紫斑牡丹品种的分类进行了研究，在１６个品种中共扩增出１２０个位点，其中１１４个位点呈多态性，４个位点具有品种专一性。Ｈｏｓｏｋｉ等［８］对中国和日本的1９个栽培牡丹品种的亲缘关系进行了ＲＡＰＤ分析，供试品种聚类后被分为４组，但与经典的叶型和花型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同花色系的牡丹栽培品种进行的ＲＡＰＤ分析结果表明，在同一花色系内的不同品种间和不同的花色系间都有较大的遗传多态性，红色系内５个品种的亲缘关系较近，而蓝色系内５个品种的亲缘关系较远［９］，来源相同且花色一致的牡丹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近，但产地来源对牡丹品种亲缘关系的影响要大于对花色的影响［１０］。基于序列相关扩增多态性（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ＲＡＰ）标记对不同花色的牡丹栽培种的遗传关系和遗传多样性的分析表明，１６个栽培种中遗传关系相近的品种花色不同，ＵＰＧＭＡ聚类显示花色相近的牡丹栽培品种亲缘关系较近，说明不同花色的栽培牡丹有一定的遗传相似性［１１］。Han等［１２］对来源于中国和日本的两组芽变牡丹品种进行了ＳＲＡＰ分析和鉴定，发现二乔和洛阳红共产生１４９个位点，多态性达８０．５％；Ｓｈ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ｉ和Ｔａｉｙｏ共产生５７个位点，多态性为６３．２％；两组芽变品种间共产生４３个相同的位点，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日牡丹品种被分为两组。 １．２ 牡丹野生种与栽培品种间亲缘关系的研究 孟丽等［１３］对牡丹组的１１个野生类群和１２个栽培品种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了ＲＡＰＤ研究，结果显示革质花盘亚组的野生类群与栽培品种聚为一类，革质花盘亚组各野生种与栽培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都比较近，５个野生种与受试牡丹品种间的平均遗传距离值为０．４８～０．５７，与牡丹栽培品种间的亲缘关系由近到远的顺序为杨山牡丹（Ｐ． ｏｓｔｉｉ）、四川牡丹（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卵叶牡丹（Ｐ． ｑｉｕｉ）、紫斑牡丹（Ｐ． ｒｏｃｋｉｉ）、矮牡丹（Ｐ． 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索志立等［１４-１６］对杨山牡丹、紫斑牡丹和牡丹栽培品种间的杂交后代进行了简单重复序列区间（Ｉｎｔｅｒ－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ＩＳＳＲ）标记分析，于杂交后代中检测到了分别来自双亲的特征带，在ＤＮＡ水平上证实了花瓣基部带紫斑的栽培牡丹品种杂交起源的可能性。侯小改等［１７］发现革质花盘亚组与栽培牡丹亲缘关系从近到远依次为杨山牡丹、矮牡丹、紫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