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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增长逆动值得警惕劳动报酬增长如果背离经济发展的目的，就会使得“十二五”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大打折扣。在近日发生的三一重工裁员减薪风波中，裁员虽然被三一重工官方否认，风波似乎已经平息，然而减薪问题却没有被提及。该不该跟此事较真呢? 三一重工裁员减薪绝非空穴来风 7月5日，90多名上海三一重机的研发工程师因为被告知要转岗到一线车间当钳工、下料工、焊工，齐聚奉贤区四团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以被变相裁员为由要求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给个说法。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沈阳、昆山、长沙三地的三一集团相关企业，使得三一重工今年以来被认为小心翼翼地“裁员”，最终还是以员工的公开抵制倍受媒体的关注。即使三一重工确实没有裁员30％的计划，但这部分研发工程师中有70人选择离开绝非是三一重工薪酬改善的结果。 拥有用人自主权的三一重工，裁员被诉以“变相”的形式，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实质上的减薪或者相关待遇降低。今年新推行的工资改革被指是员工大规模离职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个方案被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描述为由传统“计件工资制”向“综合工资制”的“优劳优得”转变，但实际的效果是一线工人收入锐减，使得所属的一些企业员工“去人事部办离职都是排着队的”。上述工程师对“培训”这种本来是好事的质疑是：“如果是培养，又为何不保留原有工程师的职位、待遇，而是彻底转岗呢?”据了解，“综合工资制”并没有完全取消计件制，在行业淡季时的一线收入和三一重工的工程师现有六七千元的月收入相差甚远，难怪一些被三～重工以较高待遇吸引过来的技术人员会挂靴而去。 即使三一重工不是在设局变相裁员，至少有裁员减薪的动因存在。人们之所以认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三一裁员风波的背后，是整个行业的不景气以及经济发展的增速趋缓。内地二季度经济数据表明，GDP增速或跌破8％。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1％，连续四个月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广东省长朱小丹7月11日在广东省政府举行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称，今年以来广东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三一重工不仅同样面临着扩张的下行压力，而且还有应收账款难以回笼的高压，裁员减薪很容易成为拿成本开刀的重要选项；迫于舆论压力，以“变相”的形式裁员减薪并非一点迹象都没有。即使企业不直接减薪，增幅减少或者维持原水平，那也是薪酬的相对降低。 当一度热炒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面临挑战时，三一重工的裁员风波不可能被解读为孤立事件。根据去年近半省市工资涨幅放缓的迹象，专家们的共识是，今年整体工资增长面临压力，难言乐观。甚至有研究者断言：对于多数百姓而言，2012年一定会普遍变穷。这不能算是危言耸听，我国第二大煤炭企业中煤集团今年4月和5月接连降薪10％，我国最大焦煤生产企业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煤矿亦纷纷降薪，减薪大潮已席卷部分煤炭大省。如果说三一重工过去10％左右的人员流动属正常，那么在“被动离职比例上升”的背后无疑属于劳动报酬增长的逆动。 减薪之下等不来内需增长的转机 中共十七大早就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不仅是分配领域的任务，同时事关科学发展观的落地。一方面，“中国制造”需要占领产业链的高端，升华为“中国创造”，劳动的创新价值理应占有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应当更多地由内需拉动。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坐食人口红利等机会主义已经没有市场，那么企业在转型时就应当明白，以各种借口减薪等不来内需增长的转机。 当机械工业行业遭遇”寒冬”之际，有一种倾向是继续依赖政府出手救市。他们“相信政策会给予支持，总不能让这个行业一直亏下去”。于是裁员减薪挨过“寒冬”就成为正当的理由，上述两个比重的增加倒成了外界强加的负担。当然，通过政策刺激有望实现消费需求的改善，但这从很大程度上只是将消费需求前置，透支将来的消费需求。只有真正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增加上述两个比重，人们的消费能力才会有实质性的提升，从而为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然而，如果企业在行业低迷时纷纷祭起裁员减薪大旗，劳动报酬增长的逆动阴霾笼罩，就会越发看不到市场转暖的希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历了前两周的存款流失后，六月末存款大幅攀升，新增存款高达1.8万亿元。消费明显受到抑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对收入增长前景并不看好。 7月6日，三～集团总裁唐修国向湖南当地媒体坦言：“裁员对降低成本基本无效，以三一来说，人工成本仅占销售收入5％，即使裁员30％也收效甚微。”相比之下，劳动报酬增长逆动的效果更是如此。然而经营者仅仅有这种认识还不够，还必须将对劳动的认识从“成本”向创新资本的观念转变，将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拉动内需，变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自己的“内需”，告别人海战术之类的投机行为。企业在经济寒冬之时裁员减薪，充其量只能一时自保。而一个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