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兼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变迁的演变趋势.pdfVIP

2J8 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变迁 的经济学分析 ——兼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变迁的演变趋势 郭平 钟荣华 (湖南大学会计学院) 一、引言：三阶段制度变迁理论与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制度是人们为了协调各自的行为选择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目的在于通 过建立一个稳定结构(不一定有效)减少人们在互动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国有资 产监管制度则是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和使用效率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其 主要目的在于规范管理者与资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 当人们发现新的规则可以带来更多额外收益时就有可能出现制度更替，这也 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因此传统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更多地从制度需 求进行考虑，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要实际发 生制度变迁事实上还必须具备另一个基本条件：有足够的制度供给。尤其是在我 国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权力中心(由于我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国家，因此实际 上就是中央政府)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此决定制度变迁原因的有时候并 不是制度需要，而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和供给意愿，从而明显表现出了中 央供给主导型的特点，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先试点，再纵向推 进，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典型的如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转变的过程中以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 让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或者所追求的目标函数有时并不与中 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2J9 央完全相同。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的一些学者(杨瑞龙，1998)提出了三阶段制 度变迁理论：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有可能成功向市场经济体制渐 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中央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 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性制 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时间内，我国的制度变迁毫无疑问是一种中央供 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它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然而这种制度变迁方 式尽管有着减小摩擦成本，加快制度变迁速度的优点，但是中央政府限于信息等 问题，无法使所有地方政府都满意，或者说还存在帕累托改进机会，而且还将遇 到一个难以解开的“诺思悖论”：中央政府在组织实施制度创新时不仅有降低交 易成本的动机，而且力图获取最大化的垄断租金，导致中央政府在选择最大化收 益的所有权结构或者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时，会容忍低效率的产权结构或者体制 的存在。 从理论上说随着中央政府许多权力的下放，应该还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变迁 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同样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1)在产权模糊的条件下， 微观主体①会因为收益的不明确、不能排除免费搭车者或者以坐以观望的态度 等待免费搭车机会的出现，从而不愿进行充满风险的创新行为；(2)微观主体的 创新面临严格的进入障碍，这种障碍或者是法律条文规定，或者是推翻现有制度 而受到中央政府惩罚的高昂成本；(3)这种自愿性制度创新是以所有个体决策一 致为假设前提的，但由于外部性等因素，它不一定能导致集体行动。 当中央政府受困于“诺思悖论”使得中央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难以维继，自 下而上制度变迁又无法发生时就出现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制度变迁方式：中 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方式下，地方政府成为了沟通中央政府制度供 给意愿与微观主体对制度创新要求的中介媒体，这样既有利于微观主体突破中央 政府设置的进入壁垒，又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上缴一部分制度创新收益以满 足中央政府实现垄断租金的最大化要求，从而化解“诺思悖论”。 当然地方政府同样也会遇到“诺思悖论”的问题，但是地方政府的垄断租金 或者目标函数(地方官员职位升迁、对地方资源的支配能力、地方居民的满意度 以及一些灰色收入等)都依赖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又决定于地方所属企 ① 本文所指微观主体没有特定含义，主要指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一些其他行为主体，如地方政府、 农民、企业等。 22D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促进财政公共化 业的效益，因此地方政府在寻租过程中更注重效率和效益的提高，通过追求效率 获取垄断租金，从而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