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诗写史的创作特质---以清代台湾贞孝节烈诗歌为例 - 昆山电子历程.doc

試論以詩寫史的創作特質---以清代臺灣貞孝節烈詩歌為例 摘要 自晚唐詩家頌稱杜甫為「詩史」，「詩」與「史」兩種文類的結合與分歧，歷朝各有不同的詮釋。現代學者或從歷代詩評家的評論，剖析「詩史」內涵的演變，或以詩歌為文本以探討「詩史」實踐成果，然其研究多集中於明清兩代，且多以特定詩家作品為範圍。本文以清代臺灣貞孝節烈詩歌為研究主題，析出文本大都表現出「以詩寫史」的創作企圖，其題詠的人事有確切的時空座標，創作手法傾向以評論與營造意象為重點，利用象徵性的景象、事物及大量典故，以比擬譬況，借物起興，最終目的為傳達道德化的價值判斷。 關鍵詞：清代、臺灣、詩史、創作特質 一、前言 關於詩與史的本義，《說文解字》云：「詩，志也。」段注引〈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可知詩歌為作者心志的傳達，以之抒情傳義。而史呢？《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可知史最初乃指記錄事情的動作，故詩與史在創作之初顯有不同。至先秦《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將《詩經》與《春秋》連結起來，並有了前後傳承的關係。然而先秦兩大名著，又如何聯繫起來呢？清錢謙益針對《孟子》內容提出說明，以為孔子扮演著關鍵角色：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 錢氏視孔子「刪詩」為「定史」，定「作《春秋》」為「續《詩》」，將詩與史混為一體，將《詩經》、《春秋》、《尚書》三書視為一體，並認為自《詩經》以下的詩作都有詩史的功能，詩與史發生密切的關係。 我們從實際創作中觀察，《詩經》中的《雅》、《頌》，如《文王有聲》、《公劉》、《大明》、《文王》、《生民》、《玄鳥》、《殷武》等，記述了周始祖后稷建國至武王滅商的過程，摻雜揉合神話與傳說，生動記錄著中原華夏民族上古生活的真實情形，學者並推崇為信史，成為了解那個時代重要的依據。而洪順隆教授更認為這些作品具備西方「史詩」的內涵，標舉為周民族的開國史詩。 洪教授雖沒有對「史詩」做出定義，但龔鵬程教授則曾就西方「史詩」進行內涵的分析，綜合而言，他認為「史詩」是以超凡英雄事蹟為內容，其表現手法乃超越寫實範疇，充滿了作意好奇的幻設、揉合大量神話、民間故事、民俗與傳統的材料，其目的是娛樂聽眾，提高其興趣。龔教授以為「史詩」體裁近於戲劇，與後世的講唱文學較為接近。我們姑且拋開西方「史詩」是否可以拿來解析中國古典詩歌，但我們可以將《詩經》中這一類作品，定義為詩歌呈現史實的第一種方式。 至漢代，樂府詩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深刻的反映漢代的社會生活，如《東門行》寫主人翁為窮困所逼，挺而走險的過程，刻劃出貧民在殘酷的現實壓力下，起而反抗的無奈抉擇。這類作品歷史材料乃經過高度濃縮處理，人物與事蹟具典型性，能反映時代的精神。我們引清初吳偉業「史外傳心之史」說法加以參照解釋： 古者詩與史通，故天子采詩，其有關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也夫游女之詩，必宜付史館，不必其為士大夫之詩也；太史陳詩，其有關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也夫游女之詩，必入貢天子，不必其為朝廷邦國之史也。 吳氏「詩與史通」承認詩歌與歷史的相同功能，在於能具陳「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著重於政治意義與價值，並將民間歌謠、士人之詩、官方制定史書等一視同仁。其所謂「史外」，明確指出詩不同於史，而「傳心之史」，兩者記錄的形式與內容皆有差異，所呈現出歷史面貌亦有層次上之差別。 吳氏以為詩歌記錄同一時代世人的心態、歷史文化轉變傳承的痕跡，是超越真實的歷史。我們可以將吳氏所提出的「史外傳心之史」，視為詩歌呈現史實的第二種方式。 但漢代同樣出現詩歌結合歷史的新體裁，即由班固發其端的「詠史詩」，詩題也定名為「詠史」。據許鋼的釋義，詠史詩具備某些特定的內涵，包括其創作群僅限於文化精英群體，即「詠史詩」有別於民間歌謠，其作者本身具備傳統社會「讀書人」、「文人」的身份。第二，以歷史做為主要題材，但詩中的歷史事件與人物，必須在詩人創作其作品時已經成為歷史。第三，且有強烈的道德意識，即以儒家的道德規範標準加以評判歷史。雖然許氏主張「詠史詩」創作群資格是有限定的，但文人詩與民間歌謠的交流情形，從先秦就存在，漢魏晉時期文人也會依樂府舊題而進行擬作，如陳琳〈飲馬長城窟為我們可以將「詠史詩」，視為詩歌呈現史實的第三種方式。 至唐代，杜甫被尊為 「詩史」，「詩史」觀念之發軔見於孟棨《本事詩》，附記於李白之條：「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可知「詩史」之稱原本只是指杜甫記述其在安史之亂期間，流浪於隴蜀一帶，困頓流離的作品而言，並非指杜甫所有的作品。至《新唐書》則進一步說明：「杜又善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