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法律地位.doc

试论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法律地位摘 要：2005年我国《公司法》修订，引进并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这一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对于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公司法》并未作出具体规定。立法的缺失往往会导致实践的混乱。本文试通过思考基于我国实际应如何构建公司在股东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 关键字：股东派生诉讼；公司法律地位；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股东派生诉讼被喻为“法庭为堕落的董事和股东所控制的公司主持公道的一种程序设置”。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的公司治理中，它如同中小股东握于手中的一把尚方宝剑，直指图谋不轨的公司董事与大股东，捍卫自己乃至公司的利益。2005年我国修订《公司法》，正式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可谓针对近年来公司高管利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之现象的一剂良药。然而，美中不足，条文中只提及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被告范围、前置程序等，对于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并未作明确规定，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之境。 一、现实的问题：我国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 （一）司法实践对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地位认定的不统一 公司是否需要参加诉讼，应该以何种身份参加诉讼，在诉讼中拥有哪些权利义务，诉讼结果又该如何适用，这些无疑是每个法官在裁决案件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被称为“股东派生诉讼第一案”的无锡市南长区房地产经营公司、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中，被告（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与原告（南长区房地产经营公司、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无锡新江南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55%的大股东，利用派员担任该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优势地位，抽逃资金，进行了大量危及公司生存和非控股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审理本案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认为新江南公司在诉讼中与原告持有同样的立场，因此将其列为案件中的第三人。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上海自来水公司等诉上海辉煌实业总公司等侵权案中，法院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原告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白玉兰国际旅游文化研究所诉被告上海辉煌实业总公司利用其经营管理的地位，擅自挪用其与原告共同投资成立的上海海上国际赛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俱乐部）的流动资金，并导致该俱乐部三年亏损，损害了俱乐部的权益。本案中，法院认为俱乐部具有独立的请求权，且间接侵害了两原告股东的利益，因而其诉讼地位应是被告。两个判例发生在不同的地区，公司在诉讼中受到截然相反的对待。此外，即使是在同将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中，对于公司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认定上仍有不同的看法。 （二） 我国现行法对股东派生诉讼中公司法律地位规定的 缺失 追本溯源，司法实践不一致，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无法可依”，法律对公司在派生诉法律地位规定的缺失使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或是实践经验做出判断，相似的案件被作不同的处理也便不足为奇了。 我国目前《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较为详尽地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细读该条文，我们可以看出，其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被告范围、前置条件等程序性问题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却对实体权利的享有者、判决结果的承受者——公司，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未作阐释。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不给公司在诉讼中确立一个适当的地位，公司在诉讼中就会处于一个“依项傍刘”的尴尬与困惑境地。而依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欲将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公司定义为原告、被告亦或是第三人，难免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意见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下文称《意见》）第二十九条将公司定性为第三人。但从法律效力来看，它不具有任何法律规范作用、法律约束力与强制力。况且，对于公司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该《意见》亦是含糊不清。 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的认定问题进行了不少探索。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均规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股东派生诉讼。这些规定虽然对地方性司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毕竟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法律规范，其约束力和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 （二）公司应以何种身份参加股东派生诉讼 结合中国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环境，笔者认为将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股东派生诉讼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