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我是电影里一个棋子.doc

林雪:我是电影里一个棋子听林雪讲故事，就像看一部港味十足的老电影， 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小人物乐观的生长，就像他的口头禅， 生活不过就是求一个“OK啦”。从他身上，我们也许能读懂香港，读懂香港电影。 大只佬 我是肥雪。1979年，我十五岁，辍学一年，跟着父母从天津搬来香港。那时我还不叫肥雪，只是一个语言不通、靠做苦力讨生活的后生仔。我送过外卖，在生果批发市场做过卸货工，后来到一家公司做学徒。这家公司中午包伙食，三菜一汤，另加一大锅饭。过去在天津，我们吃的米都是陈米，到了香港感觉米特别香，不用吃菜就能直接干掉一碗饭。因此每次吃饭，我都会吃很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才吃完。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叫我“电饭煲”。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去问师傅，师傅是福建人，也会说一些普通话，他告诉我，“电饭煲”就是普通话里“饭桶”的意思。 从那时候起，我下定决心要把广东话学好，不能让他们再随便给我起外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广东话，但发音不准，于是我有了第二个外号—上海仔。 我那时总去一个台球社打台球，时常能看到一些电影演员、武术指导和导演。我人缘不错，跟他们慢慢就混熟了。他们见了我，往往招呼语都是：“上海仔你打完架啦？”有一次打完架，我从台球社跑掉了，回来之后遇见林正英师傅。他挺喜欢我，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你今年多大？”“十八九岁。”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十八九岁还可以往外跑，二十八九你跑到哪儿呢？三十八九还要跑吗？为什么不做一件正当的事情？”我回答说：“我二十八九就不用跑了，我就做大哥啦。”正英师傅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正要拍一个电影，你过来做场务吧。” 第二天我就去他的片场上班。当时一个统筹来探班，搬来两箱冰镇西瓜，切好了放在那里给大家吃。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没有人动，心想这西瓜一会儿就该坏了，就很不客气地拿起一块自顾自地吃起来。统筹问制片说这个人是谁？制片说是场务。统筹就说，那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后来制片告诉了林正英导演，正英师傅说，他可能现在还不明白要做什么，你要教他怎么做他才会做。正好这时候有人叫“场务，搬高台！”我也不知道在叫谁，不理。制片跑过来问：“叫你场务你听不见？”我说：“我的名字又不叫场务，我叫上海仔。”制片不耐烦地一挥手：“以后叫场务就是你啦！”于是从那天开始，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场务。 所谓的高台，就是一个三尺或六尺高的木制架子，我一看傻眼，一个人怎么搬，起码要四个人。制片说你看一次人家怎么搬你就知道了。我就看到一个人把六尺高的架子架在背上，哗哗往里跑，大家都很积极投入工作，我也就学着怎么用巧劲去搬，这一搬，搬到最后我成了场务王。那部戏拍了一年零三个月，我从场务转到道具，又转到摄影组的小工，到后来每天的职位都不一样，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一部戏下来，没有人再叫我场务，每个人都叫我阿雪。好像阿雪一天不来上班，大家都特别想我，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等所有幕后的工作我都做过了，就觉得再钻下去最多也就做个灯光师、摄影师，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最大的兴趣是看演员怎么演戏，片场里场务做完事情了，一般大家就在外面玩玩扑克聊聊天，只留一个人在现场跟着擦擦桌子、捡捡烟头。我特别爱留在现场，没事时就看看导演怎么安排这场戏，看看剧本，琢磨这场戏应该怎么演。也是虚荣心驱使我去做一个演员的，因为我的表演欲特别强，在镜头前表演，演完之后听到大家掌声，我觉得很过瘾。 一个字头的诞生 当时正好杜琪峰和王晶做了“大都会”公司，这是“邵氏”旗下的一个电影公司，我就跟着杜琪峰去做了场务。在拍《两个只能活一个》时，我找到杜导，说想演戏。杜导回绝道：“你做着剧务想着演员，事情能做好吗？你先把账算好了，工资发好了，再去想别的事情。”等下了班，我又找到他，说我账算好了，工资也发完了，我还是想做演员。正好那部戏里有一场麻将馆的戏，杜导就叫我试着演了一个打麻将的群众演员，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表演。 然后到了《非常突然》，杜导让我演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劫匪。他给我的指令很简单：你就是一个有口饱饭吃就很满足的劫匪，但你现在被抓住了，端到你面前一碟饭，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吃这口饭，这场戏你怎么演。那时候我还是剧务，还要去给自己去买饭。杜导说你要是觉得拍一条就OK，就买一盒，两条OK，你就买两盒，如果你要觉得拍很多条你才能OK，就给自己买很多盒，买什么饭，你自己想，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在买饭的路上就琢磨，最后买了一盒杂扒饭，因为杂扒饭里有牛排、猪排、鸡蛋、培根，还有一杯红茶，我在演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五样东西丰富表演，除此以外，我又给自己买了两只苹果。我一共买了两盒饭，但我心里笃定，一盒饭肯定足够了。 到开拍的时候，因为审讯室房间很小，导演只能在外面看监视器，这让我没有压力，再加上四周的光很黑，只有一盏台灯，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