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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正当性摘要：现代社会，国际商事仲裁已成为除司法诉讼之外最具效用和制度化的一种纠纷解决方法。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体系的建构，应当植根于市民社会的沃土，定位于融合了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特质的社会型救济类型，循实现程序正义之途，于具体解纷过程中的合意因素与决定因素间寻求纠纷的有效解决。 关键词：裁决效力；市民社会；社会型救济；程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DF9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10906 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奴隶制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直到1697年英国议会承认仲裁制度并于1889年制定仲裁法、1887年瑞典正式制定有关仲裁的法律，现代意义的仲裁制度才告诞生。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至今，内容不断丰富，体系日趋完善。可以说，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已成为除司法诉讼之外的最具效用和最制度化的一种纠纷解决方法。许多国家已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国际商事仲裁，确定了仲裁的法律性和裁决的法律效力，尤其是在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与《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代表的国际条约的推动下，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趋同化显现，并进而引导该制度向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加快发展。在这条发展道路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赋予仲裁裁决以效力既符合当事人的正当期望，也有利于法院调处纠纷职能的实现，更是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体系的建构，首先应确定仲裁于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关键问题是处理好仲裁与法院的关系，核心是确定法院干预仲裁的程度。仲裁裁决效力的来源、裁决效力的内容、裁决效力的变更或否定等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仲裁裁决效力体系构建过程中，尤其应注意仲裁裁决效力的表现形式与判决效力的异同，以及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特殊问题。例如，如何正确认识及处理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与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当事人在不同的仲裁庭或者在仲裁庭与法院间同时开辟两个“战场”的问题等。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体系的建构，目的就是从理论的视角，解决这些现实中的复杂问题。然而，在进行建构之前，首先需要说明制度设计的依据是什么，也即是解决合理性问题。与现实相比，任何理论学术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都不会是最后的解说。尽管如此，解说却是重要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解说使他能够把本来无序的世界化为有序，从而似乎“有意义”；而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从一定视角上看，一个社会的形成其实就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诸多解说相互冲突、磨合、融合的过程，并进而获得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相对确定的解说，因此影响了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构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体［1］。笔者旨在解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当性问题。 一、“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常常被用于解释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学理上的分野，目的不是为了以市民社会反抗政治国家，而是为了以市民社会理论重构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这对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的正当性解读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 最初，市民社会是指称社会和国家的一个一般性术语，与“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同义；晚近，市民社会则意指除国家以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范、制度［2］272。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野，旨在彰显市民社会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兼以说明国家存在的正当性问题。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从多个视角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主要以洛克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观点和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为代表。洛克认为，国家之于市民社会，只具有工具性的作用，是为了帮助市民社会解决“不自足”的问题，因而不仅不能渗透、侵吞市民社会，相反，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是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的一个更高的新阶段。这两种理论架构虽然都是在论说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但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究竟如何作用的问题上折射出了根本分歧。前者肯定了市民社会之于国家建构的积极作用，否定了国家之于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而后者肯定了国家对于型构市民社会的积极作用，否定了市民社会之于国家建构的正面意义［3］。分歧不代表问题悬而未决，它展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由制衡走向平衡才是正解。 （二）市民社会理论与仲裁裁决的效力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被视为市民社会的典型代表，原因如下：其一，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4］，处处体现着市民社会的契约精神。当事人双方同意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仲裁程序才能启动。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也是仲裁制度契约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