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全生态的角度思考解放农民.doc

　　从“社会全生态”的角度思考解放农民 　　　　“社会生态”：既是城乡差距的直接表现，也是差距的最终结果 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可以分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所谓“社会生态”，指的是农民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换言之，农民拥有什么性质的社会资本？社会环境对农民的生存、发展起着何种作用？是限制性的，还是推动性的？ 列维、阿伯拉莫维茨在强调后发优势的同时，都特别强调后发劣势，其中之一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社会能力的差距。列维指出，在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依赖方面，后发国家往往容易看到先发国家取得的成果，却忽视形成这些成果的因素、条件以及成果与社会其他因素的内在关系。阿伯拉莫维茨指出，社会能力是通过 教育 等形成的一种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 政治 、商业、 工业 和财经制度，它们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他在把技术要素与社会能力要素加以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经济是外在技术与内在社会能力相互作用的复合结果，并且社会因素具有决定意义。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能力较强的时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才能消化技术、硬资本等要素，才能实现追赶；欠发达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最大的差距并不是技术、资本等要素，而是社会能力。 对中国而言“社会生态”的差异既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直接表现，也是差距的最终结果。对农民而言，与城市居民至少存在着两个圈层的社会生态的差距。 　　　　乡土环境：“内卷化威胁” 西奥多·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和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已经不再是土地、资本投入和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指出：“土地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既无技术又无知识的农民才是“完全无依无靠的人”（注：蒋青：《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选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一般说来，教育对提高人的价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工人效果”：因为技能增强而提高工作效率；(2)“配置效果”：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自主择业能力较强，总是能够把自己配置到价值最大化的岗位上；一些岗位上，比如管理岗位上，还支配着更多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大化地实现个人收入和国民收入的统一。量化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年，那么他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2.2％；一个地区提高初始人力资本存量1％，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52％。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9.1％，远远低于城市人口的65.4％；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分别高于城市人口的23.8％和4.0％。湖北是中部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农村经济比较发达，但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仍占71％（注：200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第9版）。由此推之，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人群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群构成。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意味着传统农村社会形态缺乏内在改造力量，乡土性、欠发达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阿兰. 佩雷菲特曾概括了不发达社会的12种“代表性现象”，其中6种是：(1)这是一种停滞的社会：社会成员的地位固定在被强加给他的终生不变的职务上；(2)这是一种敌视创新的社会。墨守陈规的集体行为得到好评，打破常规的做法被认为歪门邪道；(3)这是一种经济被束缚的社会。生产规模和生产形式、交换、投资，都按习惯来确定；(4)这是一种经济被统制的社会。居民没有能力自己开发他们的资源；(5)这是一种痉挛的社会。贫穷使人不得不闭关自守，对外封闭或采取排外的态度；(6)这是一种匮乏的社会。居民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注：(法)阿兰. 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4-16页）。显然，在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仍然可以看到这6个不发达“代表性现象”的影子。 在欧洲16-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一是“内卷化威胁”。人口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内卷化”指的是人口的过度增加，会带来人地矛盾更加尖锐的冲突，直接结果之一是加大了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影响农民更多地选择粮食种植，阻碍农业的商品化和就业的非农化，即所谓经济活动向农业“内卷”，强化农民对土地和简单依附，进一步导致土地资源稀缺，使农业沦落为一种“糊口性生产部门”（注：(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 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50页-53页）。这种情形，使农村人口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境界、行为特性、人与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