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反垄断法协同行为认定标准的创新及借鉴.doc

　　俄罗斯反垄断法“协同行为”认定标准的创新及借鉴 垄断协议的本源有三：协议、决议和协同行为，其中协同行为的含意最为宽泛和模糊。协同行为的大致意思是，在没有书面协议、口头协议或企业联合体决议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某种意思联络采取的限制、扭曲或消除竞争的一致行动。[1] 在美国、德国等在先立法国家对卡特尔行为的严厉打击下，公开的卡特尔行为（协议型、决议型卡特尔）逐渐隐形化，协同行为便随之产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协同行为广受商家“青睐”并在经营中屡试不爽。随着美国、德国等国在立法上的回应，对协同行为的规制成为现代各国反垄断法中的普遍性制度。纵观各在先立法国家对此问题的处理，既有态度上的高度一致，也有在表述方式上惊人的相似——只在原则上禁止协同行为，而没有明确规定协同行为的认定标准。自然，这种“相似”也遗留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原则性规定何以具有可操作性。 近些年来，作为在后反垄断立法的国家和转型国家，俄罗斯为此作了适于自身的有益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协同行为的几次法律修订使俄罗斯反垄断法成为在成文法中规定该内容的先行者。由于市场结构的相似性，俄罗斯反垄断制度规制协同行为的变动过程及内容可以为我国反垄断法同类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协同行为早期的认定标准及其不足 1991年俄罗斯首次颁布反垄断法——《商品市场竞争及限制垄断行为法》（以下简称1991年《反垄断法》）。该法第6条规定了协同行为：“相互竞争的经济实体之间就共同占有市场35%以上份额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协同行为），如果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则这些协议将通过法律程序完全或部分地被禁止或被视为无效。”可以看出，这里确定了构成协同行为的两个要素：一个是主体的联合规模要素，即经营者之间共同占有市场份额35%以上；另一个是行为及其结果要素，即协同一致的行为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由于协同行为需要一种外在的信息传导将参与者联系起来进而采取统一行动，而能够进行这种传导的信息有价格、数量、地域等，又由于在反垄断法的规制原则上，价格、数量、地域卡特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因此行为导致或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限制这个结果条件只需从行为的类型上进行推断，即属于价格、数量、地域上的协同即可。例如，成员按照行业协会为其设置的市场准入或退出条件实施统一行动，即便这个条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属于协同行为。这样，上述认定标准便简化为份额标准和存在某些要素协调一致两个方面。具备这两者自然会产生危害竞争的后果；反之，当行为人的市场份额未达到法定份额标准或行为人的行为不完全一致时，不应该认定为协同行为。 这个法律规制标准似乎非常简明，也具有可操作性，但在反垄断法实施初期——1991年至1998年间——基本未发挥作用，或者说发挥的作用有限。[2]据统计，从1998年至2005年俄罗斯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的协同行为案件占全部反垄断案件总数的0.5%，而协同行为案件占限制竞争协议案件总数的比例从2000年的0.8%提高到2005年的1.3%。[3]虽然2005年协同行为的案件数量比5年前翻了一番，但俄罗斯学者认为，查处的案件数量并未准确反映协同行为在俄罗斯市场中的真实违法情况。[4]出现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源于法律制度的缺陷。“法律研究中没有解决协同行为和协议的基本问题，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没有制定一个有效的机制，使违法者绳之以法。”[5]二是源于理论研究的薄弱。“俄罗斯反垄断法正在执行一个缺乏全面研究而生的危险因素，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明确的概念——协同行为和协议的理解，协同行为的最突出的特点和必要的证据未得到充分研究。”[6] 正是因为制度的缺陷和理论研究的不充分无法为法律实施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向，所以致使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案件。2004年的“带钢板（用于生产钢管的材料）案”[7]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件之一。 反垄断执法机构查明，三个生产带钢板的股份有限公司——谢维尔达利（Северталь）公司、米米克（MMK）公司和农斯塔（Hocтa）公司（以下分别简称C公司、M公司、H公司）在如下时间段多次涨价和降价：2002年7月三公司产品涨价且销售价格一致；8月三公司产品降价；9月三公司产品涨价且市场价格一致；10月三公司产品降价；11月M公司、H公司产品涨价且销售价格一致；12月C公司产品涨价并与M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一致，H公司产品降价；2003年1月H公司产品涨价并形成三个公司统一的市场价格；2月三公司产品降价；3月C公司与M公司产品涨价且市场价格一致。上述涨价和降价的时间虽然相近但不完全相同。 由于C公司在带钢板商品市场上的份额大约占60%，M公司、H公司各自所占的市场份额均接近10%，因此，2004年1月14日反垄断执法机构以违反1991年《反垄断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