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doc

　　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 近代中国寻求“机船矿路”的足迹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历史的时序使中国的近现代化自萌动之日起就步履蹒跚，不由自主。当时，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 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从封建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开明派部分地捕捉到时代脉搏，认识到这些基础产业和设施对中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意义。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以外，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企业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中国的机器制造厂和船厂于甲午战争后陷于停滞，中国机械采煤的大矿，如开平、抚顺等均被外国资本控制，铁路也遭同样命运。到1911年，中国机械采煤生产的500万吨煤中，440万吨是受外国资本控制的7个大矿生产的；中国已有的9292公里铁路中，3718公里是外国资本修建的，3300公里是外国贷款修建的。[1]贵州青豁铁厂创办人潘露积劳致死，该厂夭折；张之洞一心一意创办的汉阳铁厂逐步被日本贷款控制，最后因亏累不堪，全面停顿。[2]本世纪二十年代时，中国工业略有发展的唯有纺织工业。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很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50年没有建成。 情况表明，洋务派“机船矿路”建设的失败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成定局。而中国“机船矿路“兴业难的遗憾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据1950年统计，中国大陆手工业生产产值约46亿元，全部工业生产总值7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8％左右。其中棉纺织业的生产总值占五分之一还多，煤、电、钢铁三业各占6—8％，此外，在工业产值中比重较大的为纸烟、油脂、面粉等。在70亿元工业产值中，机械、能源、原材料的产值不足三分之一。[3]1949年全国铁路(包括台湾省)于支线共计仅有26 857公里，其中东北1l 066公里，大部铁路已被破坏，京汉线中断达12年之久。 正是由于“机船矿路”等基础工业和设施在国家近现代化过程中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倍感艰难，以至无数志土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5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 第35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36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运航空。 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而当时所谓重工业，主要为机械、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何其相似。今日看来，这种酷似，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高速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对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或继承，我国学术界在很长时间注重不足。五十年代学习和宣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时，学术界在论证政府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的工业化方针”的过程中，曾用斯大林的一些片面观点解释我国的经济方针，归结为“只有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4]等，在实践中还出现了某些更加片面的作法。相反，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时，又有的同志把五十年代前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等一概笼统归咎于“照搬苏联模式”，忽略了其中一些作法的历史内在联系，以至把一些本来在当时具有客观必然趋势的作法也斥之“照搬”而加以否定了。 事实上，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要走它时代的道路。五十年代我国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针下基本成功地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由于经济建设投资的方针基本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