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作品问题和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的讨论.doc

　　关于“中间作品”问题和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的讨论 李煜的词没有什么人民性的内容，但也不能说是反人民的……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但是，人除了直接或间接参加阶级斗争，直接或间接对敌或对自己的阶级表示反对或拥护外，还可以有别的生活要参加，还可以有别的意见要发表，还可以有别的感情要抒发。比如纯粹个人之间的情爱及对自然界美的事物的欣赏等等，都不一定与人民的立场或反人民的立场有什么关联…… 人是有阶级性的，但并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举一动都具有阶级的特征，都牵涉到阶级利害。比如……对自然界某些美的事物的欣赏、只及于个人情爱，不牵涉阶级立场的吟咏等等，就不一定都具有阶级。 以上所指划的范围，后来就被概括称之为“中间作品”，并成为是否存在并应如何评价的讨论的焦点。 毛星的意见代表了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曾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五五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再版修订时，就接受了有“既不反动也没有什么人民性”的作品存在的提法，并贯穿在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中。一九五九年，李煜词的讨论扩大到对古代山水诗和抒情小诗的倾向性和阶级性的讨论上。如孟浩然的《春晓》诗，路坎《有没有选〈春眠不觉晓gt;这首诗》[1][2]一文，批评了《新编唐诗三百首》一书没有选入。他说：“中国文学史上，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不参加劳动或参加一点儿劳动(当然不是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同情不多，也没有干过什么不利于人民的事。他们只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描写田园和咏歌山水方面，形成了流派。人们把他们这类作品叫做‘山水诗’。”路坎对山水诗所作的概括，显然与毛星对“自然界美的事物的欣赏”的那类作品的理解是一致的。 路坎的文章发表以后，《文学遗产》收到了许多与之商榷的文章，编辑部为此发表了综合报导。[1][3]来稿认为《春晓》这首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有益的东西”。其中有的文章用政治生活为比喻，说“政治上没有中间立场，同样在文学作品中也没有中间性的作品。”此后在《文学遗产》上就开始了有没有“中间作品”的讨论。 从路坎文章的发表，到次年十二月四日发表南京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关于山水诗有无阶级性的问题的讨论》的报导，刊物发表的文章虽然有限(约十余篇)，但编辑部收到参加讨论的文章却数量可观。据统计，截止到一九六〇年五月就收到文章一百一十七篇，共约四十余万字，[1][4]可见它受到的普遍关心与重视。许多高等学校还组织了专题讨论。 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古代文学中，除了具有人民性或反动性的两类作品以外，有没有既不进步，也不反动，既无人民性，也不反人民的作品存在。如果有，它和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的理论是否矛盾，应如何理解。 “中间作品”是文学理论上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科学?多数来稿对此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这一概念抹刹了文学的阶级性。他们从文学是上层建筑和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戴世俊《有没有“中间作品”?》[1][5]一文首先针对毛星和路坎的提法指出：“所谓‘中间作品’，换句话说，就是没有阶级性、倾向性的作品”，他认为这类作品是不存在的，因为“列宁在分析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时，指出每个民族只有两种文化，没有中间文化。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这样的。”他并且说，列宁“虽是就资产阶级‘民族文化’的口号提出来的，却根据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样一个普遍的真理”为基础。他认为，创作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而创作出来的作品的阶级倾向性却只有对立的两种：进步与反动”。因而他认为不存在既不反动，又没有什么人民性的‘中间作品’。对于一些抒情小诗，如王维的《渭城曲》、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只要通过他所说的“诸方面加以分析”，是“一定能够体会出他们的阶级倾向性来的”。同意戴文观点的，还有祁润朝[1][6]和庆钟、禾木[1][7]的文章。 祁润朝的文章不同意蔡仪把作品的阶级性与进步性或反动性割裂开来的作法，[1][8]因为文学是上层建筑，要“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也许对社会发展、对人民有利，也许有害。对社会发展、对人民有利的作品就具有进步性。对社会发展、对人民有害的作品，就是反动性。”“阶级性并不是指它描写了哪个阶级的生活，而是指它表现了哪一阶级的倾向性的要求，即它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和要求对哪一阶级有利。” 江九的文章[1][9]也反对“中间作品”的提法。他的理由是：第一，这一提法“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本来文学研究中给某些作品加以“反动”或“人民性”的评语，“就对它规定了严格的定义”，再把数量很大的一部分作品归属于“中间作品”，“不能正确地说明什么问题”。第二，尽管持“中间作品”论者不否认这部分作品有阶级性，“但从逻辑上说，却可以达到否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