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室里的宪法权利 ——简评西安黄碟案.doc

　　卧室里的宪法权利 ——简评“西安黄碟案” 本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诉说权利的契机。当我们和善良的普通人一样激越愤慨之后，实际上也可带着期待通过本案所付出的正义代价去有力地诉说自己的专业见解和道德立场的那种窃喜，如获至宝地收集其案件事实。[1] 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意义上的“案件事实”已不是事实上发生的那个案件事实，即拉伦兹（KarlLarenz）所说的“实际事件”，相反，而是属于这位德国法学巨擘所说的那种“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2]其背后还可能潜藏着警方、当事人Z夫妇、有关的政府机关以及那些在现实中竭力维护自己的“新闻良心”或也可把新闻自由轻易地转化为某种私利的传媒机构及其新闻从业人员等各方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动机。毕竟，这个事件最初乃发生在一个卧室之内，又经过各方的矛盾叙说，经过诸种的风评物议，到达文字，形成话语，最后才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里首先可以引出一个宪法上的论点，即新闻自由以及知情权的保障问题。只有新闻自由得以确立，知情权的保障得以实现的社会，类似本案中这样涉及宪法权利问题而又未经诉讼程序确认的案情，才会为我们的分析、判断、反思和诉说提供“临近确实可靠的可能性”，[3]并通过人们的分析、判断、反思和诉说，去共同恢复正义。 当然，面对可能存在局限的事实材料，如果能抽取其中可确定的事实要点，法意义的评价也并非绝不可为，宪法判断亦然。 二、本案中的卧室 本案中的卧室在宪法学上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围绕卧室所展开的案件事实的一个要点，可陈述为：4名警察为查处淫秽物品而强行地进入了Z夫妇的卧室。 卧室本来不是宪法上的概念，但住宅则是。宪法上存在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如我国现行宪法第39条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从规范宪法学上而言，宪法上的住宅不是建筑设计家或房产商所理解的那种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法意义的特定场所。西方近代以来的法治确立了私自治的原理，传统的立宪主义精神正与之彼此吻合，都强调公权力不能肆意介入私自治的领域。这种领域当然不尽是物理空间，即使涉及物理空间，也在权利形成中而被赋予深远的规范意义。所谓“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中的住宅，正是如此。普通法中有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Everyman’shouseishiscastle)，其所体现的就是住宅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表面上说，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是指公民的居所、生活或休息的场所不受非法侵入或搜查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本身所保障的客体乃是从私自治原理下的私领域中延伸出来的。为此，该权利的保障，实际上与私生活的保障、人格自律空间的保障、隐私权的保障乃至家庭的保护息息相关。这种意义的关联脉络明显地体现在《国际人权宣言》之中，其第12条就是将保障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与保护一般私生活、家庭以及许多人格利益置于并列的关系中加以规定的。[4] 这便决定了宪法上的“住宅”这一概念内涵的复杂性。首先，它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私人家屋，而是各种一般私生活在物理空间上所展开的场所，其成立也无须具备标准的建筑结构或持续性的占有等时空上的要件。为此，从法解释学意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寄宿宿舍、下榻宾馆等其他与私人家屋具有同质性的场所。这一点在各国的学说与判例中均得到承认。德国历史上的《魏玛宪法》第115条是规定住宅不受侵犯的条款，其中甚至还曾对宪法上的“住宅”做出过著名的论断性表述，称之为所谓的Freistauml;tte，可译为“安栖之所”，但又具有“避难之所”的意涵。[5]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卧室正是这种宪法意义上的住宅的核心部分。反观本案，据说警察所强行进入的场所，本是当事人Z所经营的诊所，同时兼具了其夫妇二人新婚住所的功能，而派出所所长H则辩称作为诊所它应可认为是公共场所。在这一点上，H的辩解是无力的，因为即使他们所进入的场所是以诊所的功能为主的，而且即使作为诊所具有随时开放的性能，但当他们进入的那一刻，Z夫妇是将其作为私生活的空间加以使用的，更何况警方长驱直入其中不具有诊所功能的后屋地带，即这对新婚夫妇的卧室。 其次，由于住宅的内涵中存在上述那些复杂的意义关联脉络，所以对住宅的侵犯或搜查，也就不仅指的是直接侵入住宅的物理空间内部的行为，在法解释学意义上，还可包括在住宅外部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一定的器具窥视或窃听住宅内部的一般私生活情景等行为。[6]在本案中，据报道警方事后辩称他们在进入住宅前，为核实情况，曾从窗户缝里看到房内的电视机中正在播放着淫秽录像。警方这一说法的本意可能在于为缓解他们侵犯行为的严重性，然而，如果上述的户外窥视行为属实，那么其侵犯住宅的行为其实恰恰可认定为自窥视的那一刻开始。 从上面的评析和介绍中也可看出，本案中的那些本以保护公民的生活安全（包括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为天职，并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