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症与文化研究中的问题.doc

　　“失语症”与文化研究中的问题 　　一 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理论和观念的确需要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重新审视。其中之一就是吵吵了不少年头的“失语症”。这些年来文化研究中所说的“失语症”是指由于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和概念大量侵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堆砌外来术语，越来越多地谈论西方理论和观念，似乎找不到表达中国本土经验的语言了，于是被称为患了“失语症”。在许多学者看来，“失语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应对和 治疗 这个病症。 凭印象看，这个观点大致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真正研究一下这个观点提出的实际背景，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的新方法、新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即所谓“新方法年”以后的事。“失语症”的提出也是在此后，是90年代前期提出的。按照这个时代背景来看，“失语症”指的就是自西方的新方法和新观念引进后造成的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的失落。但仔细想一想，在此之前我们自己“原有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文艺学而言，此前的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苏联的毕达科夫传授的几个概念，我们关于文学问题的谈论是在“阶级性与人性”、“真实性与倾向性”、“进步性与反动性”、“个性与共性”等几组抽象范畴中进行的。这还不算“两结合”和“三突出”一统天下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本土”的文学经验的话语吗？相比之下，潜意识的象征、原型意象、孤独与荒诞感、影响的焦虑、召唤结构、叙述视角、期待视野等等西方来的新概念难道只是在剥夺我们“原有”的经验而没有为我们表达自己的文学经验提供一点新的工具与可能？严格地讲，如果说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着理论话语不能表达文学经验的“失语症”，那么它是出现在新观念到来之前而不是之后。恰恰是在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新观念后，我们才发现了表达自己真实经验的更多可能性，也由此而产生了对不能充分表达经验的焦虑。无论在引进新观念、新概念中产生了多少食洋不化的概念游戏，毕竟我们正是从这时开始才意识到了话语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的问题。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失语症”的问题向前推，从更早的文化和话语中寻找表达真正属于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语言，比如说传统的文学批评语言，那又怎么样呢？当今有的学派的确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然而这样一来却可能发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经验是否是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所能表达的？我们在谈论西方语言的影响时，有时会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语言影响的背景是文化影响，我们的“本土”经验中早已越来越多地羼入了西方文化带来的新经验。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后，文学和文学理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传统的语言无法表达新的来自西方文明的经验。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失语现象，换句话说，我们所缺失的是表达新经验的新话语。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从黄遵宪到新文化运动的语言革命。 　　二 90年代以来与“失语症”观点桴鼓相应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即认为当代的文化现实是西方文化处在中心统治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在“边缘”，由此而形成了不平等的文化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这种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和对其他话语的影响、控制乃至剥夺的权力，即所谓“话语霸权”。“失语症”通常就被解释为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本土话语的剥夺。 如果我们考虑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对抗的 历史 ，要说西方文化在对中国文化行使着或企图行使某种“霸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由此而进一步得出关于“话语霸权”的见解，即认为中国今天的话语中所充斥的西方话语，也是西方文化霸权在语言活动中的表现，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 这个言之成理的观点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呢？当我们看到自80年代“新方法年”、“新观念年”以来大量涌现在批评和理论著作中的新词汇时，可能不得不承认事实确是如此。但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问题首先在于，这个“话语霸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人们可能会笼而统之地把所有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纳入“霸权”之列，但作为当代文化现实的“西方”本身也是个庞杂的矛盾复合体，其中包含着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关系。即使是今天正在你死我活地拼杀的犹太教和穆斯林，从文化渊源来看也是与基督教的西方在同一个文化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发展起来的。显然，当我们说西方的文化霸权时，所说的“文化”指的当然是占统治地位或主流地位的文化而不可能是“整个”西方文化，当然更不是什么个别的支流、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文化倾向。 然而回过头来看看近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话语，很容易发现所使用的理论、观念和概念中其实没有多少是西方的主流话语。比如90年代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以“后”字为前缀的一大堆概念——后 现代 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基本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非主流学术的概念。自萨义德、亨廷顿进入中国以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