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doc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趁胡适让他暂时主持《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之际，将此前的半封书信，以《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刊发在《读书杂志》上。半个多世纪后的1980年，顾先生回首当年时说：哪里想到，这半封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颗原子弹。〔1〕(p17)时人的感受可能印证了当事人的回忆：颉刚先生在我们中国学术界确是一个霹雳，这想是大家都感到的。〔2〕钱穆的说法或许略带夸张：《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转述，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3〕上述这些形容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我们且不去管它，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框架应该说在1923年已经崩溃，而肇因就是顾颉刚的这半封书信。勿庸置疑，这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学术史事件。它不但构成20世纪上半期人文学术变迁的总体背景，也使上个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仍处在疑古运动的余波荡漾之中。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就出自顾颉刚的这半封书信。如所周知，这一命题是顾颉刚此后所有疑古论作的核心预设。近80年代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了多方面开掘，然而今天看来，这一命题似仍有待发之覆。 　　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作为顾颉刚古史考辨工作据以进行的基本假定和最具阐释力的分析工具，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问世，便获得当时和此后学界先进的击节叹赏与倾力推崇。来自疑古盟友的喝彩自不必说，钱玄同就喜不自禁的叹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4］(p67)连疑古运动的始作俑者胡适也毫无保留的说：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4］(p191)他还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5］(p338)发自对立史学阵营的盛赞大概更能说明问题：郭沫若1930年由衷的指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6］（p348）权威学术史家的盖棺论定当然最值得注意：许冠三认为：顾颉刚那古史层累地造成说，肯定是当代史学上绝大的卓识，连对疑古派颇为反感，甚至可以说存有敌意的陈寅恪，也在《蒙古源流》考释中，为它添了新证。［7］（p134）在余英时看来，在史料学或历史 文献 学的范围之内，顾先生的层累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谓的新典范（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此说一出，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中心位置。［8］笔者不厌其烦地条举上述意见，意在强调指出下面两个基本事实：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疑古命题，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开辟历史学新纪元、造成过古史革命、在史坛上占据过中心位置而且其贡献又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命题；二、这一命题尽管蕴藏丰富，是当代史学上绝大的卓识，但无论是钱玄同、胡适、郭沫若，还是许冠三和余英时，都认为这一命题仅具有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意义，仅是文献学上的一个综合的新创造，或仅是古史学上的革命；其中，尽管余英时先生反复强调层累构成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并因而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但余先生所指出的现代史学的观念，也似乎仅仅局限在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document）来处理这一史料学观念。应该说，看到层累构成说中孕含着现代史学的观念当然是极其深刻的，但把这一观念的内涵仅局限在史料学层面上则有待进一步申论。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层累构成说中确实蕴藏着所谓现代史学的观念的话，那末，这一观念也似乎主要体现在顾先生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革命性态度上。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据顾先生自己说包含着以下三个层面上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于是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