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与传播学——美国冷战时期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doc

　　“心理战”与传播学——美国冷战时期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一、“心理战”的实施——从热战到冷战 　　心理战的 历史 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把古代人在征战中使用的面具，咒语和画符等看成是最早的心理战术。 中国 古代也有孙子的“不战而胜”思想和刘邦“四面楚歌”的故事。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了 现代 意义上的心理战，即现代 科学 技术与传媒手段的结合运用。在一战中，美国首次组成由战争部、海军部和国务院参加的公告信息委员会，负责内外宣传，并在战争部情报处以及欧洲远征军司令部分设了两个部门负责战争宣传。 　　二次大战中，心理战一词正式使用。一开始是指纳粹的宣传，第五纵队的活动以及欧战前的各种恐怖活动[1]。后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把心理战扩展为运用心 理学 和社会心理学解决战时问题，包括阵地宣传，对友军的意识形态训练，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2]。对心理战最完整的解释来自1948年美军的一份绝密报告。其中宣称： 　　“心理战要运用一切手段来影响敌心。心理武器在于它们所产生的效果而不在于它们的特点。因此，公开的（白色），秘密的（黑色）以及灰色宣传，颠覆，阴谋破坏，特别行动，游击战，间谍战，政治，文化， 经济 和种族压力等都是有效武器。其所以有效不在于宣传心理和心理战机构本身，而在于能在敌人中产生内部纷争，不信赖，恐惧和绝望。”[3] 　　所谓白色宣传是指公开的宣传机构如“美国之音”以“真理和事实”进行“简单、明确和不断地施加压力。”黑色宣传则是不断地制造“麻烦、混乱和恐怖”，包括暴力特别行动以及伪造敌人文件以混淆视听。虽然美国官方否认其使用黑色宣传，但实际上它长期是美国内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灰色宣传介于两者之间，制造宣称独立于政府的错误消息。 　　对于美国的心理战，有学者指出其三大特点：一是持续地广泛使用暴力，如暗杀，阴谋破坏以及在国外扶植残暴的代理人；二是广泛使用各种传媒宣传，包括白色和黑色宣传；三是心理战的目标不仅指向敌人，也指向美国及盟国人民。 　　在二次大战中，美国心理战计划无论是在资金投入、人员参与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一战时期。有六大主要的心理战中心，其中又以战争情报署（OPublic）两书中又突出强调了大众传媒的巨大政治力量。 　　最先把传播（munication）这一概念从原先宽泛的意义窄化为说服式定义的是拉斯韦尔和李普曼。从词源上说，munication一词于拉丁文的“”（一起）和“munia”（责任），也就是“共同负担”的意思[4]。但是按照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的理解，传播的实质就是“作为武器把某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些人，或者说大众”[5]。拉斯韦尔把社会传播简化为著名的五W模式，即“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有什么效果”，使控制试验，内容分析，渠道分析，对象分析和效果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6]，从而促进了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当美国的商业广告业为新的传播理论所吸引的时候，德国的大众传播和公共舆论专家则开始运用本身的知识和技术为纳粹的宣传服务。而当大战迫近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了秘密研讨会，商讨传播学研究如何为美国的反战争服务。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学者们在认识到媒介可能产生的巨大力量的同时，也更多地看到媒介所面对的是“实际无选举权的受众”，“人们常常穷于判断自身利益”，因此强调研究应当服务于普通人和公共利益，消除民主制的弊病。当战争迫近的时候，”社会精英掌管媒介对社会施行有效管理“的思想占了上风。这一思想虽然被批评为用“操纵的独裁反对暴力的独裁”，但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心理战的推行者们更是把大众传媒单纯看成是说服或控制目标的工具。传播就是用适当的方式把任何信息传输出去以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目标。传播学研究被美国军事、情报和宣传部门引向说服术，意见测定，战俘审讯，政治和军事鼓动，意识形态宣传及其他相关问题。有效说服和宣传不仅是能提高战争效果，减少伤亡的有利武器，而且是在美国军队没有直接控制的地方扩大美国影响的一大工具。“自由欧洲电台”就曾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最廉价、最安全和最有效的工具”。 　　关于传播研究在战争中的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心理学家霍夫兰的研究。他在二战中受美国军方的委派，研究纪录片《我们为谁而战》对士兵的影响，重点针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问题开展研究[7]。朝鲜战争一爆发，宣伟伯等人就受美国空军的邀请前往朝鲜战场从事实地研究。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后。实际上，从二战到整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需要都占压倒地位。据1952年美国国家基金（NationalFund）的统计，用于社会科学主要是传播学研究超过96％的国家基金来自美国军方。通过对一些相关学术期刊的调查分析，从1945年到1955年，美国军方，CIA和新闻总署（USIA）资助了几十个大、中型传播学研究计划。至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