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思考.doc

　　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思考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提议，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最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制为犯罪，即“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倍受关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恶意欠薪入罪，凸显了我国法律加强了民生保护，必将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遏制恶意欠薪行为，因此，受到广大劳动者的拥护；中新社记者就此问题也采访了30多位人大代表，来自人大代表的声音有支持论①、慎行论②和反对论③三种；作为 中国 物权法核心起草人之一的梁慧星教授反对欠薪入“刑”，他强调，不要轻易采取刑法手段，“把老板判几年刑，工厂垮了，劳动者又会失去工作”，应在法律理论体系框架内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将劳动者工资债权作为特殊债权处理，优先国家税收受偿，把拖欠工资的诉讼时效延长至10年，同时将拖欠工资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实行法定强制利息等；一线维权工山西省总工会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王珍认为，欠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刑法的处罚是最有威慑力的，因此，“恶意欠薪”入罪很有必要①。上述观点见仁见智，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趋同。笔者认为：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具有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符合世界潮流，可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与保障。 　　一、恶意欠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事实根据。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恶意欠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切断了劳动者应有的生活，不仅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和谐的劳动关系，甚至于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群体事件，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助重庆云阳民工熊德明讨薪，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目光虽然密集，却并没有圆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相关数据显示，拖欠农民工工资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在全总2010年10月新闻通气会上，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李守镇介绍，今年以来，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工资和薪酬待遇为核心矛盾的劳动纠纷事件和职工权益被严重侵犯事件呈高发态势。一个表现是基于提高工资待遇的突发性职工群体性事件（如停工罢工事件）增多，另一个表现是因欠薪而导致的农民工讨薪被打等恶性事件频发［1］。如2010年7月21日，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又如，长春市农民工讨薪挨打事件、河南农民工赵建英讨薪被打骨折事件及陕西农民工段天长讨薪被打身亡事件［2］等等，社会影响极坏。经媒体报道后，虽然对受害人做了安抚，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欠薪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长期以来解决恶意欠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双方协商；二是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三是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由劳动仲裁庭做出先予执行裁决后交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或待做出裁决后再凭劳动仲裁裁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四是由劳动监察部门做出支付工资的行政裁决，然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五是劳动者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般来说，恶意欠薪通过前二种渠道根本无法解决。而通过劳动仲裁、劳动监察部门行政裁决后，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程序繁琐，耗时较长。所以，出现很多被恶意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为迅速实现其合法权益就会选择群体上访，甚至演变成杀死欠薪者及其家属的极端事件。如果恶意欠薪作为刑事案件予以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就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量介入恶意欠薪的违法行为的侦查工作，对于控制欠薪者转移财产，使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及时得到追偿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加大了违法成本，也对预防恶意欠薪犯罪具有一定作用，正如有人所言的“原子弹的魅力不在于爆炸时候产生的巨大损害，而在于将其置于发射架上时散发的阴森与恐怖。” 　　二、将恶意欠薪有条件地进行刑事制裁符合。 　　刑法特有的性质和功能———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理论根据（一）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并未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 　　对于刑法的谦抑性，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