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华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doc

　　探究中华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 历史 进行比较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类似化学实验上的“滴定”法。李约瑟通过具体的研究为科技发现和发明确定日期， 然而用中国文明向西欧文明进行“滴定”，以给优先的科技成就以荣誉。[2] 这样， 李约瑟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的“四大发明”，而且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被证明是中国发明的， 如机械钟、铸铁、万向架、马镫马具、独轮车、拱桥等等。随着这种比较研究的深入，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发问，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在把人类对 自然 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3] 这两个问题一旦经李约瑟在科学史领域鲜明地提出来，问题的求解就成了李约瑟孜孜不倦探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不竭动力。前面提到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在这一动力推进下的杰出工程， 李约瑟本人设计了这一研究计划， 并投入毕生精力，将其贯彻实行。计划的最后一卷要对上述问题提供解答。[4]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关于中国科技文明发展问题的正、反两种提法，但结果是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惹人注目，引发种种求解尝试和质疑辨难，成为学术界一大景观。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这一问题他是倾向于从中国社会 经济 环境中寻找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抑制”因素， 主要论点是，儒家思想支配的中国封建官僚制度“抑制”了促进中国科学生长的因素（李约瑟认为主要是道家思想与实践），中国没有商人文化， 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发展， 因而难以产生近代科学。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许多解释，从 哲学 思维、科学方法、语言与文字、环境气候、时间观念、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社会结构等等多方面着手， 解答可以说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至于对“李约瑟问题”的质疑，形式更是五花八门。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对“李约瑟问题”提出了最有影响的批评， 认为“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一反问题隐含一个前提假定， 即认为欧洲在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方面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的规范。 这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以这一假设为前提， 研究必然会注视中国科学与社会缺乏什么的消极性问题， 这样的研究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意义不大。 中国不少学者也照着这一思路， 对“李约瑟问题”提出更为激烈的批评。有的学者以为近代科学不具有普遍性而斥“李约瑟问题”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伪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现今意义上的科学， 不同的知识体系无法比较， 因而“李约瑟问题”同样被沦为“伪问题”。与此同时， 对“李约瑟问题”的质疑又引发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更有人认定中国古代无科学， 因而贬低或否定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所作的贡献。[5] 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可是就中国本身而言， 有多少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建立在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高谈阔论自然就会不着边际， 不得要领。 本文的目的就是针对这种“虚热症”，提出一些“滋阴壮阳”的办法， 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不是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是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必然就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6]，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从“百川归海”到“两岸风光” 李约瑟对科学可以说是抱着宗教般的热忱。关于各文明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 他提出了“百川归海”的生动比喻。[7]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