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一).doc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一) 　　关键词 汉魏六朝 母方亲属影响 父系意识 宗族 九族 姓氏 目录 引子 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 一 汉魏六朝母方亲属的作用与九族、宗族的含义 　1.西汉初律令中的母、妻地位 　2.日常生活中的母方亲属 　　1）同母关系受重视 　　2）外家抚孤 　　3）舅甥关系密切 　　4）外家亦称“骨肉” 　3. 九族、宗族的多种含义 二 父系意识的发展 　1.从“妄变姓氏”到子从父姓 　　1）汉代“得姓”与“改姓”：事例与儒生的态度 　　2）儒生论“姓” 　2. 　　1）父系祖先记忆的发展：从儒生到百姓 　　2）父系继嗣意识的成长：绝后到过继与禁异姓收养 三 结论 [1] 　　“村落”是北朝时期城镇以外人们生活的主要聚居地。[2]关于其中人口的构成与背景，一向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将作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以往对“宗族”的基本看法，讨论自西汉到北朝百姓“宗族”观念的发展变化。为简便起见，文中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汉魏六朝”。 引子 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 　　关于村民的构成， 文献 中无具体的记载。造像记中倒是不乏相关信息，可一窥当时的情况。综合考察造像记，特别是题名部分的记载，根据姓氏，从男子的角度统计，可以看出当时村落居民的构成大体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以一姓为主，一是多姓混居。 　　前者可以以北魏时期的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为代表。这是一个以“高”姓为主的村子，村民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四月二日，与次年（504年）三月九日两度组织起来兴造佛像。前一次由高伏德、刘雄率领，约三百人参与；后一次由高洛周领头，约七十人参加[3]。在记述这两次造像活动的造像记中详细记录了参与者的姓名，分析这些人的姓氏，可以看出“高”姓占绝对优势。高伏德造像参加者的姓氏构成如下： 姓 高 刘 史 张 董 赵 李 宁 程 王 杜 陈 宋 庞 郝 崔 吕 姜 平 人数 190 16 4 9 2 1 7 2 1 5 1 2 1 1 1 1 1 1 1 此外还有比丘8人、比丘尼2人，高氏妻子3人，姓氏脱落者至少7人，共计不少于267人（其中女性5人），其中“高”姓占男性村民72%以上。如果此次造像的参加者占全部男性村民的多数的话，当陌村中一定是以“高”姓为主。 　　又如在今天山西芮城附近的一个村落似乎都是由陈姓居民组成，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的“合村长幼造像”中，除邑师与比丘外，姓名可辨的参加者均为“陈”姓佛徒。[4] 　　另一种情况是多姓聚居同一村落内。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青州北海郡都昌县新王村。根据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王贰郎二百人造像题名，王姓参与者不足一半，[5]可知此村居民中似乎不是一姓为主。与此相近的还有位于今天山西阳曲的洛音村，山西平定的安（阿）鹿交村等。[6] 　　两种聚居形式是 自然 产生的，也是普遍存在的[7]。由于同姓聚居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围绕此形成不少重要的论断，以下主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文献记载看，同姓聚居是常见的现象。十六国前赵时“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石勒又徙“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8]这些大族可能就是同姓聚居。又如北魏时的河东薛氏，“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9]，亦是同姓聚居。《关东风俗传》中说的“（齐）文宣之代，……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幷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10]也可肯定是同姓聚居一处。 　　“同姓聚居”是在安土重迁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然出现的。我们可以作一简单的推算，一人如果有二子[11]，每一子又有二子，如此发展下去，十代以后就会有1024个男性后代，在相对早婚早育的古代所用时间大概不过二、三百年。时间再长一些，聚居一地的同姓人口会更多，乃至形成“一宗近将万室”的局面。这种趋势是难以逆转的，西汉初年的徙豪关中措施只能奏效一时，无法避免聚居的产生。 　　但是，须指出的是，“同姓聚居” 却并不等于存在“宗族”，它只是“宗族”出现的前提条件。[12]后代的父系“宗族”的一个重要的外在标志就是共同的姓氏与行辈名，有学者甚至认为“无 中国 式的姓氏，即无中国式的宗族”[13]。汉魏时期人们的“姓氏”传承经历了从不固定到固定为子承父姓的变化过程，因而所谓的“同姓”与“同姓” 聚居也是逐步出现的。不少中外学者相信中国自古一直存在父系宗族的传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