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上的人的哲理思考.doc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上的人”的哲理思考 [内容摘要]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变化而发展，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不同类型的人性和对人性的不同观点，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法。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礼俗社会时代、自由权利时代和社会法时代，由此产生了民俗法、官吏法和社会法。现代法治社会的人基本上是社会法类型的人，在全球化时代应有全球化、多元化和新权利的意识，而那种认为法治社会的法应以“人性恶”为基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　法律上的人　法治与人性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思考法律问题已是西方法学的一个传统，他们往往从人性中寻找法律的客观基础，或者认为法的产生于人的某种属性，或者认为法的存在是为了补救人性的某些弱点，读来饶有兴趣。而在众多的论述中，拉德布鲁赫的《法律上的人》一文，一改人性不变的传统观点，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触发了我们的深思，现将初步的感想陈述如下。一、拉德布鲁赫在《法律上的人》中对人性与法律关系的论述拉德布鲁赫在1927年所写的《法律上的人》一文中，关于法与人性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即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变化而发展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不同类型的人性和对人性的不同观点，因而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法。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即古代的礼俗社会时代、近代的自由权利时代、现代的社会法时代，由此产生了3种类型的法，即民俗法、官吏法和社会法。下面分别介绍：(一)古代———礼俗社会(ｄｉｅ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及其民俗法(Ｖｏｌｋｓｒｅｃｈｔ)他认为，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存在于各种血缘性的社会组织之中，尚未取得身份的自由，所以没有现代人的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加上人的智力还没有发达到能够自觉地制定法律的程度，所以那个时代尚没有制定法，法律只是隐含在风俗习惯之中。他说，如“日尔曼古代社会时期，法、习俗、伦理、宗教是融为一体的，法同时是先民的智慧，民族良知的声音，神的意志，因此它不是通过人类的立法制定的。法的养成是在各种法书(Ｒｅｃｈｔｓｂｕｅｃｈｅｒ)和智判询答 (Ｗｅｉｓｔｕｅｍｅｒ)中进行的”。①因此，“这样的法律时代呈现在我们面前，最有特色而又司空见惯的，是那些渗透着义务、承载着义务的权利，那些满足按照义务要求履行之期待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当是安全地起作用的，因此它们以习俗、以宗教为规定的前提，而该宗教是与义务、与人之血脉相系的礼俗社会 (ｄｉｅ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密切相关的。事实上，中世纪的经济制度连同其国家制度，均建立在这些人类的观念之上。”②这就是说，在古代习惯，它对人们权利的保护是通过对其义务的规定而实现的。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从血缘共同体，如家庭、部族等中独立出来。他认为，反映这一时期人的本性的最典型的社会，还没有现代意义的立法者，因而法律并不是由特定的个人制定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法律所表达的是无意识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其表现形式是风俗法律制度，即中世纪的同业公会制度和采邑制度。他说：“同业公会制度意味着对信用之垄断权的保障，即尊重同业公会将是一个充分的动力去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采邑制度的本意是：根据效忠领主的精神，以几乎非控制、非强制的履行条件来赠与最广泛的权利”。①(二)近代———自由权利时代(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ｓＺｅｉｔａｌｔｅｒ)和官吏法或制定法拉德布鲁赫认为近代社会的法律是依照另一种人的类型建构的。这种人就是身份上自由的人，特别是“商人”或“经济人”。他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继受使单个的人脱离了礼俗社会。它们使人脱离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把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权利)的出发点。这样一种法律上的人的新类型是按照商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它是一种完全的逐利的、精于算计的形象(所谓‘有交易，则没了和气’)。”②又说：“这是一种不仅非常自私自利，而且在自私自利时又非常精明的人；是只不过追逐自己的正当个人利益的人；是摆脱一切社会联系而只接受法律联系的人，因为只有法律才与正当的个人利益本身息息相关。……每个立法者必定是这样塑造他们的法律，把人设想为好像是自私自利的，以至于他毫无情感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在人身上好像是不设定法律限制的，他们如此精明，以至于很快会识辨这一限制的任何漏洞。立法者的法律……即使对一个魔鬼的民族也必须是适宜的，只要他们还有理智。”③他认为，这一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警察国家(时期)和启蒙(时期)或自然法时代。他说在前一个阶段里国家对人的理智还有点不放心，因而国家担任警察的角色，充当其臣民的“当然监护人，它将训导臣民抑制他们的意志，训导他们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家政”。由于这一时代的法律是以自由主义观念作指导的，而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天赋之权利，国家是通过签定社会契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