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理论东西”及“形式指引”.docVIP

“前理论东西”及“形式指引”摘要：出于对当时哲学现状的不满，海德格尔重新界定了哲学。他根据“问题体验”区分了“理论的东西”与“前理论的东西”，认为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前理论的东西”；而要考察“前理论的东西”就要摒弃“普遍化”方法而采用“形式指引”方法。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实际性的解释学现象学”，这是对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超越,但“形式指引”作为一种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化特征，因而最终为海德格尔所放弃。 关键词：前理论的东西；形式指引；实际性的解释学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17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李永刚：“前理论的东西”与“形式指引”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日益成为科学的典范，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的求知模式成了人类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传统上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及自我的重要方式的哲学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模式的裁决，那些不符合这一模式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都因不可被经验所观察、证实而作为伪问题被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实证主义拒绝一切神学或形而上学，把哲学定位为探求科学知识本身的逻辑。如此，哲学就成为了科学，根本上是自然科学的附庸。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了两股反对实证主义的思潮，即生命哲学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思想便孕育于这两大思潮，并且是对这两大思潮的超越。 第一次世界大学结束初期，整个德意志帝国都处于革命暴动之中，各种各样的“书斋先知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社会拯救方案。此时，作为青年讲师的海德格尔也跻身于时代争论之中，但他参与时代争论的方式不是提出空想的社会拯救方案，而是对“哲学”的重新界定：哲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前理论的东西”和适合于此研究的方法——“形式指引”。 一、“问题体验”与“前理论的东西” 1919年是海德格尔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他正式脱离了天主教而皈依新教，这对于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海德格尔来说，不啻为其思想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另一具有开端意义的事件是，他在弗莱堡大学开设了名为“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的“战时补救学期讲座”。这一讲座是其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是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海德格尔的开端。正如阿伦特所说：“海德格尔事件的起点既不是他的出生（1889年9月26日，梅斯基尔希），也不是他的第一本书的出版，而是他作为私人讲师和胡塞尔的助手于1919在弗莱堡大学开设的第一个讲座和研讨课。”\[1\] 在这一讲座中，海德格尔力图把“面向事情本身”这一现象学原则贯彻到底。尽管自然科学家和现象学家都在努力地实践着这一座右铭，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他们都与真正的“事情本身”失之交臂。作为胡塞尔的助手，海德格尔在胡塞尔身边教与学的过程中，感到这一问题越来越紧迫了，即“依据现象学原理，那种必须作为事情本身被体验到的东西，是从何处并且如何被确定的？它是意识和意识的对象性呢还是在无蔽和遮蔽中的存在者之存在？”\[2\]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正在超越胡塞尔，这种超越是由他自己的独特问题，即从青年时代就一直萦绕心头的“存在”问题所触发的。现象学基本原则与“存在”问题的结合使海德格尔看出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缺陷：现象学的追问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的理论化追问。为克服这一缺陷，海德格尔强调了“体验”在现象学中的作用，认为“体验”的本质在于它同“生命”及“发生事件”的关联，而非同“实事领域”和认识过程相关。正是体验的动因性使其由胡塞尔的“意识体验”深化为“生命体验”，同时也把意向性生命化，即由意识的意向性深化为体验的意向性。 海德格尔把“体验”分为“问题体验”和“周围世界体验”。所谓的“问题体验”是关于“有东西吗？”这一问题的体验。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东西”的理解。如果我们按照语法来分析，“有”是动词，“东西”为名词，那么“有东西吗？”作为疑问句，这就必然包含以下两个“设定”：第一，“东西”的存在；第二，做出这一疑问的“我”的存在。这就重又陷入了传统的主客二分的理论态度之中。海德格尔却是要摈弃这一双重设定，因为在作为直接体验的“质朴的观审”中，“找不到诸如一个自我这样的东西”\[3\]4。同样也没有立于“自我”对面且作为“自我”的认识对象的“东西”。 同样，在“周围世界体验”中，如在“讲台”体验中，讲台是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具有某些功能的“东西”构成我的世界的，而非以先是平面，然后呈现为箱子，然后呈现为桌子，最后被贴上讲台的标签这种理论化的方式构造起来的。即使我们没有关于讲台的知识，就像一位塞内加尔黑人那样，他也不会把讲台看作“某个实存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