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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联手斩断家族贩婴链本报记者 梁为 发自云南昆明、文山 人生刚刚起了一个头，她们就成为一件贩婴产业链上的商品，被亲生父母低价出售，在辗转于形形色色的中介、批发商、供货商、转运商之手后，最终，成为与家乡相隔千山万水的异乡人的女儿。 等待她们的，是未知的人生。 2012年4月18日至5月13日，在公安部的部署下，云南、河北、山东三地警方开始统一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解救女婴31名。 但这并非结局。 比贩婴产业链更令人感到悲哀与心痛的是，并非每一个被贩卖的婴儿身后，都有着一个望眼欲穿的家庭。在云南文山，那些被从贩婴者手中解救出来的婴儿，最后往往成为福利院里新来的孤儿。父母和那个她们曾经短暂居住过的家，躲在她们也许永远无法找到的地方。 贩婴之家 2011年5月17日，昆明火车站候车室。昭通籍妇女陈荣抱着一个女婴，茫然地站在车次电子信息屏幕前。她很紧张，紧张得顾不上怀中的婴儿在哭。 女婴刚满4个月，是陈荣以8000元的价格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一名男子手中买来的。如果她顺利地把女婴带到河北邢台，交给另一个人，那么，她不单能收回成本，还能挣上2万元。而这笔钱，相当于一名普通云南农民几年的收入。 然而，这一次，她挣不到这2万元钱了。执勤民警过来询问时，她顿时慌乱无措，当场露出马脚，就被抓了。 在其后的审讯中，陈荣供出卖给她婴儿的那个砚山男子名叫陆祥。 陆祥是砚山县蚌蛾乡人，49岁。但他和家人并不住蚌蛾乡。多年来，他带着妻子刘美，儿子陆明，儿媳陆丽，以及两个孙女，一家人分分合合地住在砚山郊区一所租来的民房里。陆明与陆丽是5年前在浙江打工认识的，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刚满4岁，在砚山县城里上幼儿园，每月开支200元，小的一岁多，已经会走路。 陆祥被抓后，他的家人搬了一次家，还是在砚山城郊。 此后半年，昆明铁路公安在站线上又先后抓获4名贩卖婴儿的昭通籍妇女。 昆明铁路公安局案审大队队长刘磊对时代周报记者说：“2011年是公安部指定的打拐年，所以，铁路干警特别注意带着婴儿的乘客。在识别是否拐卖婴儿上，我们已经有了很成熟的专业技巧。例如，一般带着未满月婴儿出门的，随身带着奶粉瓶的，母婴年龄看起来不相符的，我们都会进行盘查。这5个昭通籍嫌疑人都是在站线上被我们识破的，在对4名嫌疑人进行审问后，她们都提到了一名叫“刘姐”的女人。” 但“刘姐”具体名字是什么，住在哪，她们都说不清楚。 直到这年11月7日。夜晚，在一辆昆明发往北京的列车上，当列车行驶到曲靖时，昭通籍妇女吴均琪被抓。其时，她正带着一名从“刘姐”手上买来的女婴。 吴均琪供述：刘姐名叫刘美。而刘美，正是几个月前落网的陆祥的妻子。 “在陆祥被抓后，刘美搬了一次家，不知道搬去了哪里。但是从吴均琪的供述中，他们是在砚山交易的，估计他们一家并没有离开砚山。我们在砚山郊区一带进行查访，有人指出在城北一带曾看到过刘美，我们怕打草惊蛇，就没有对所有民房进行查访，那边有一条菜街，我想，人总是要生活的，而生活总是要买菜的，于是，我们根据照片，在菜街上埋伏，最后终于找到了刘美。” 贩婴产业链 但办案组并未立即抓捕刘美，因为在对几名昭通籍嫌犯的审讯中，他们发现：除陆祥刘美一家外，在砚山还有另外四个家族式贩婴犯罪团伙。 侦查过程中，昆铁警方发现了一个从“供、转、运、销”的跨省贩婴链条。 “在这条链条上，各层别的团伙相互勾结，手法老练，只需三天就可以完成一笔跨省交易。” 处在一级的批发商是一伙苗族拐卖婴儿团伙，他们提供最初的婴儿来源；砚山当地的5个家族，则是二级供货商，他们把从批发商手中收购来的婴儿，交给下一级昭通籍“中间运转商”。而昭通籍妇女则利用火车、汽车将婴儿运往河北、山东等地，交到当地的田某、朱某等人手上；然后，田某、朱某等人则通过一些中间介绍人，将婴儿卖到河北、山东等地的收养人手上。 在这条产业链上，那些被贩卖的婴儿，被称为“大货”（男婴）“小货”（女婴），其身价，从最初的进价3000元至5000元，到最后的出货价3万元。 由于案件牵涉跨省，昆明铁路公安将案情层层上报，最后由公安部将案件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第298号督办案件，并在云南、河北、山东等地成立了专案组。 经过几个月的侦查，2012年4月18日至5月13日，公安部下令收网，三地警方开始统一抓捕行动。最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其中已判决3人、逮捕18人、取保候审11人），解救女婴31名。 42岁的刘美，是在4月22日凌晨被抓的。 那晚，干警进入她的房间时，她没有开灯，背着孙女径自往客厅走，一边说：“有话出去说。”她似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仅仅三个月前，2012年1月，她的丈夫陆祥被昆铁法院判刑7年6个月，而那时，她旁听了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