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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语用等效翻译策略探究摘 要：习语是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以语用等效为旨归，跨文化交际为视角，认知语言学派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探讨习语英、汉互译的策略。 关键词：习语；语用等效；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77-02 一、引言 “习语大量出现在本族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中。成人本族语者一生中大约说出1000万个隐喻和2000万个习语，也就是说每星期3000个隐喻和7000个习语。”［1］由此可见，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积淀，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此外，习语也是语言学界都很关注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试图从不同视角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和充分定位。习语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信息反映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现象以及社会整体的认知，其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及民族性。鉴于此，习语的翻译经常令翻译工作者们望闻生畏，那些能巧妙灵活处理习语翻译的译员往往也会一时间被会传为佳话。为了说明习语翻译过程中的原则与策略，本文试图以语用等效为旨归，跨文化交际为视角，认知语言学派对习语的分类为基础，来剖析习语的翻译策略。 二、习语的界定 习语是在语言长期使用中固定下来的，区别于常规用法的一种语言现象，不同的词典或流派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形式语言学派指出习语是不可分割的词级单位，而认知语言学则认为习语可有很多种不同的界定，界于词与句子之间的连续统中。《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于习语的定义为：习语是一个短语，其语义不能通过构成习语的各个单词的词义推断出来。［2］《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对习语的释义则为：习语是通过使用而形成的固定词组，其语义不能够通过各组成单词的意义推断出来。［3］此外，张宁（1999）把习语定义为：“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4］顾曰国（2000）在《跨文化交际》一书中将习语（Idiom）定义为:具有自身意义的固定短语，因此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整体来学习，整个短语的意义不能够通过构成该短语的独立单词来推断。［5］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习语是特殊的语言现象，形式结构上是不可拆分的语言单位，意义也是经过隐喻或归约，而不能从组成它的部分词汇（词素）推断出来。在进行习语翻译之前，首要任务便是要弄清习语的含义，因为习语的界定问题势必影响着习语的翻译问题。鉴于此，本文重在探讨广义意义上的习语，涵盖不同流派所认同的习语范畴(以认知语言学习语范畴为例)，包括习语、成语、典故、谚语、格言、俗语、俚语和歇后语等。 三、英、汉习语的跨文化视角对比及分类 英、汉习语在隐喻和归约中蕴含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背景，如汉语习语中蕴含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而英语习语更多的是体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汉语习语主要体现“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等，而英语习语则是“天人相对”的宇宙观和基督教文化等。然而两个民族也会有共享、相通的人类认知背景和经历，因此有可能在习语中呈现相似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得汉、英习语的翻译成为可能。总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的文化背景突显得尤为重要。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得不考虑跨文化参数，尽力使习语的翻译在目的语中得到近似的文化共鸣。 有关习语的分类，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便有截然不同的划分（如按来源分类），例如，何仁芳老师曾将习语分为组合习语、结合习语以及融合习语。类似的习语分类研究使我们在认识了解习语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习语的出现本身就反应了人类对于自然以及周围世界的认知，因此随着认知语言的兴起，习语的分类找到了新的视角。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Gibbs曾将习语分为三类：可正常分析习语(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如“a figure of fun”；不可正常分析习语(ab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如“walk on the thin ice”和不可分析习语（non-decomposable idioms），如“kick the bucket”和“rain cats and dogs”。在Gibbs的分类框架下，Glucksberg进一步将习语划分为可分析隐性(compositional opaque)、可分析显性(compositional transparent)和准隐喻型(quasi-metaphorical)三类。Fillmore et al（1988）从三个特征对习语进行了描述的区分：编码\解码特征（encoding\\decoding）、合语法\不合语法（grammatical\\extra gram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