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doc

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影响人才流动的制度体系 　　每个人都有一种身份。狭义的身份是指人在社会上及法律上的地位，广义上说则是指附在人身后的一个复杂的身份体系，包括社会地位、身份证、工资福利保障(含住房)状况、所有制形式、职务、职称、岗位、党群关系、区位、户籍等。人才流动，必然会引起人才身份体系的变化，从而必然受到管理人才身份体系的制度体系的制约。人才身份体系的管理制度主要有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职称评定制度、工资福利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身份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构成了影响人才流动的制度体系。 　　一般而言，在人才流动过程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有人才区位、户籍、社会保险、工资福利、所有制形式、职位等身份体系的内容。从人才流动的动机来看，人们总是努力向经济发达、创业环境较好的区位流动，旨在通过流动改变自身身份，追求较好的福利和较大的发展空间。这种在经济方面追求较高的待遇、收入，在社会方面追求改变身份，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动因，是促进人才流动的内在根本动力。但是，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社会保险等身份体系管理制度的约束，人才流动受到种种限制。因此，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主要来源于人才的主观意愿，阻力主要来自于限制人才身份改变的制度制约。 　　二、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才身份体系管理制度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因此人才流动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分析经济体制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式以及不同的人才身份体系管理制度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把握人才流动体制性障碍的本质特征。 　　(一)经济体制变迁、人才身份体系管理制度变化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变迁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演进。从形式来看，我国经济体制变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采取的都是渐进式的发展模式。这种渐进式的模式避免了极端情况的出现，但出现了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给人才流动带来了许多不可理解的、复杂的体制性障碍;在制度变迁的方式上，经济体制变迁以“自上而下”式的强制性变迁为主导，但又辅以“自下而上”式的诱导性变迁。以政府强制性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决定了人才身份管理制度体系的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特征，导致人才流动举步唯艰。“自下而上”式的诱导性变迁，却又让部分地区迫于经济发展需要，出台了不少“土政策”，推出许多地方特色“套餐”，使不同的地区人才身份体系管理政策不一样，虽然活跃了小范围的人才流动，但却造成了大范围新的人才流动障碍。 　　1.新旧体制并存，人才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大。旧体制的克服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必然要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必然遭到这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户籍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变迁敏感而又缓慢就是很好的例证。人才身份管理制度体系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由于人们的求稳惧变心理，在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中，人才流动必然产生对旧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从而让人患得患失，加重人才心理负担，增添职能部门办事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加大人才流动的制度成本。 　　2.户籍管理制度的“两分法”，人为地将居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成为工农差别的标志性特征，也成为人才流动最大的制度性障碍之一。农村人才本事再大，如果没有城市户口，很难在城市择业和落脚，即便找到工作，待遇上也明显不如城里人，很不公平，严重挫伤农村人才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下，人才流动如果不是正常工作调动，户口就不能迁移，给流动人才的工作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3.社会保险制度不配套，不完善，给人才流动带来新的体制性障碍。当前，社保中影响人才流动的突出问题有三：第一，由于身份的界限，不同单位的人才享受的社保险种和投保额并不相同，单位所有制不同，在社保中享受的待遇不同;第二，社保政策统一性不够，不同的地区有关社保政策有差异，各地缴费标准、政策与实施办法不统一，人才流动后社会保险待遇会不同;第三，社保政策的连续性较差，政策改来改去，过去的承诺无法兑现。此外，目前社会保障社会化程度较低，覆盖面狭窄。 　　4.人事管理制度上，形成了一分为二而又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与人事管理部门的多头管理，两个人事管理部门的一些政策如职称评定、工龄计算、社会保险缴费年限计算等政策不协调一致，造成人才流动的人为阻力。传统的身份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职称评审制度、工资分配制度等带有严重的计划与行政命令色彩，制约人才流动。特别是身份管理制度，不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批，农业人口身份与非农业人口身份是不能改变的，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是不能跨越的，农民、工人、干部三种身份之间壁垒森严，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流动和发展。这是一种人为的人口群体划分和管理行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当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缓解城镇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