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新《开明国语课本》.doc

历久弥新《开明国语课本》“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程序，培养国民之基本知识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的教育思想，历80年而弥新，是《开明国语课本》畅销的根本原因。 “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 近年来，一部七八十年前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课本》重印，被人们纷纷抢购至屡屡断货，一时洛阳纸贵。一部普通的老教材缘何再次受到后人的普遍关注呢？殊不知，此部教材最初由民国时期的开明书店出版，烙上了深深的开明印记。 开明书店的前身是新女性杂志社，其创始人章锡琛原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1925年，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引起社会轩然大波，被迫提交辞呈。在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朋友的支持下，章锡琛毅然创办新女性杂志社。据当事人陈学昭回忆：“大家发起办一个《新女性》杂志，每人拿出五元，记得大约有四五十人参加，我也是参加者之一，拿这笔聚拢来的钱作为第一期的印刷费。”1926年8月，开明书店正式在上海成立，“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 胡愈之）。 由新女性杂志社发展而来的开明书店，“初创时，没有一定的出书计划，只想印一些朋友的好著作”（唐锡光）。开明书店最初都是围绕妇女问题做选题，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开明书店的发展格局。正当开明书店的定位尚不明朗的时候，教育家夏尊加盟了开明。1927年，章锡琛推举夏尊担任编辑所所长，主持编务工作。夏尊在国内教育界有不少朋友和学生，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这本身是一种优势。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夏尊关注的是教育类书籍，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从此，开明书店开始进入教科书市场。 “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 开明书店的教科书印行是从1928年的《开明活页文选》开始，属于中学国文教材。在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社都在印行中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编纂大致相同，无非是将若干篇课文编排装订成册。当时，学校可以自行挑选教科书，所以教科书的出版竞争日趋激烈。 据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回忆：“《开明活页文选》不仅提供选择的课文篇数多，范围也超过了各家的课本，其中有不少选自最新的书籍报刊，是现成的课本不可能有的。每出版一批课文，就有目录分送到各所中学，供国文教师挑选。在目录上，各篇课文都有编号。教师选定了哪些篇，只要按次序开列编号，注明需要多少份，交给开明书店，开明书店立即配齐送到。售价以页数计，记得每页才五厘钱，总之不高于课本的定价。如果在上学期末就把课文选定了，老师还可以要求装订成册，开明书店一定照办不误，加上早就准备好的封面，还排印一份篇目，装在课文前头。”《开明活页文选》出版后，赢得了读者的赞赏，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开明书店这一创举很快被其他出版社纷纷效仿，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1928年，夏尊、刘叔琴、杜海生、吴季候、丰子恺、夏贷均等人共同发起，将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据叶圣陶回忆：“开明的业务稍有开展……弟兄俩于是拉朋友们入股，少的五块十块，多的也只有几十上百块。朋友大多是文化界中人……1928年正式改为股份公司。”这之后，随着叶圣陶、朱自清、林语堂等人的继续加盟，公司将出版教科书作为发展方向。 1930年底，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叶圣陶跳槽到开明书店。由于叶圣陶自身就热爱教育，且在商务印书馆做过将近八年的国文部编辑，对编写教科书情有独钟，这对开明书店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开明书店汲取了《开明活页文选》编写的成功经验，酝酿编写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这一重担落在了叶圣陶和丰子恺身上。这两人的确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叶圣陶和丰子恺都做过教师，对教育相当内行。为了保证教科书的质量，叶圣陶和丰子恺从1931年起就开始筹备编写工作，为这部教材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在当时情况下，编写一部教材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既要对教育起到作用，促使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还需要顾及政府的教育方针，得到政府的审查认可。在民国时期，政府的教科书审查依据的是教育方针和政策，小学国语课程有国家标准，但这只是指导性意见。学校使用的教材没有统一性，教材的编写全由民营出版机构自己组织，教材编得好不好，由读者自行判断。这对开明书店来说，既是机遇，又是巨大的挑战。幸好这两位编写者都有强烈的儿童教育情结，叶圣陶在编写时就说过：“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这为整部教材的编写定下了一个基调。 民国时代的特殊风景线 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叶圣陶后来回忆说：“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