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文化意义解读-过去及现在.doc

听觉文化意义解读:过去及现在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科尔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在“读图时代”的今天，研究者一说到文化感知，联想到的多半是“观看”、“凝视”、“镜像”、“图文拼贴”，而对听觉等其他感知“视而不见”。诚然，声音是不可能被看见的，但也绝非可有可无。传媒理论大师麦克卢汉早已注意到了听觉和视觉的不同，提出了与视觉空间感受不一样的“听觉空间”（acousticspace）概念———因为耳朵不像眼睛那样聚焦、透视和分割信息，所以听觉空间是有机、流动、发散、包容的。其实不管学者是否强调，人实际上总是在“多媒体”地综合地运用诸感官。意识到这一点，则会发现鲍德里亚对后工业社会里所充斥的“拟像”的描述，绝不单指视觉之“像”，还应包括由现代媒体技术所“拟”出的听觉空间。在现代社会出现以前，那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也不仅是个别的“观”的所在，里面也弥漫着刻骨铭心的听觉。而贾瑞所迷恋的“风月宝鉴”，也分明是一只能发出声音的魔镜。然而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一“实”一“虚”之间，俨然可见人们对听觉的定位偏“虚”。那么，如何对“虚无缥缈”听觉意义进行文化解读？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Corbin，1936—）写了本《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英文版AlainCorbin，犞犻犾犪犵犲犅犲犾狊：犛狅狌狀犱犪狀犱犕犲犪狀犻狀犵犻狀狋犺犲19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犉狉犲狀犮犺犆狅狌狀狋狉狔狊犻犱犲，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8），从听觉分析入手，做了个还原文化史的冷门尝试。在蒸汽机、汽笛、内燃机、电话、广播、电视、电脑、背景音乐等弄得室内外一片喧哗之前，笼罩着欧洲城乡日常音响环境的是钟声。钟声打破了宁静，也衬托着宁静。别的声音，包括雷声，在文化含义上都“无法真正与占支配地位的钟楼的声音相对抗”。（P103）浑厚的钟声实际上是在大炮声以外唯一能打破乡间寂静的人造音响。在与非基督教文明的对峙中，钟声覆盖的教区属于教化之内，钟声传不到的地方则是“荒蛮”。在计时器缺乏的时代，钟声决定一天的作息，为历书上全年的节庆和宗教活动提示周期，赶走妖魔和恶劣天气、瘟疫，为每一次的出生、婚礼和葬礼敲响。随着19世纪社会的变迁，钟声的含义也在变。它标示征税、集市、征兵、上学、投票，或者大人物的到来。在科尔班所觅得的琐屑资料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钟声的争端。它们总是事关对听觉控制权力的争夺：怎样敲，为何敲，在什么时候敲，谁来敲。这些争端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村落和村落之间，同一个村落内部神父和市长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政府也曾企图通过摧毁钟声来摧毁地方保守势力。从1791年到1795年，被没收、砸碎、熔化的钟达5万吨之多。然而事实证明钟声比政府更得人心。对钟的保护激化了血腥的暴乱和旷日持久的抵制；结果既没有减弱钟声对乡党的情感维系，也没能让钟声同一化。拿破仑虽然于1802年恢复了宗教场合的钟声，但又强调这是出于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而不是由于神职人员天经地义就拥有敲钟权。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对钟声控制权的争夺体现了权力的复杂交替。 钟声的意义只是在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才迅速地走向贫瘠。钟声威力的消失不是由于权力争斗，也不是由于音响质量退化。相反，村落里的钟，在19世纪晚期更加悦耳；敲钟也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权力。钟声的衰落，根本原因，还是在钟声之“外”。正是由于社会的变化作用于日常生活里的文化感知，使得人们不再去关心钟声，甚至觉得钟声很讨厌。也就是说，“驱动”耳朵的文化“软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性存在，而是随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改变。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P79）可见，对包括听觉在内的诸感官的深入全面理解就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要避免在解读感官文化时预设先验的“本体”命题，而要专心地进行社会历史语境的触摸，如同科尔班那样对法国社会历史的横断面作具体感官的细致思考。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和重构的，包括声音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和决定了谁该去听什么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听觉所接收的声音和听觉的主体，即人本身，均是持续地被文化和技术所建构和重构。只有把社会、文化、科技以及人在文化中的身体都看做是历史的产物，才能真正解读感官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特定文化意义。 在19世纪前半叶，把巡游四方的工匠请来铸钟，对村里人来说是件大事。而在1860年后，越来越多的钟是在工厂铸造的。订货和铸造的标准化，意味着风险、悬念、神秘感和集体性仪式的消失，意味着钟不再像过去那样唤起和维系人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