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高考热点问题拷问及反思.doc

历史高考热点问题拷问及反思20世纪史学的发展历程，突出体现历史学科的综合性和大众化。历史学在综合化和大众化过程中，诸多学者多次提出历史学不能迷失自我，不能被异化的关键唯有保持求真精神。然而，史学大众化的浪潮也使历史学以致用的功能得到刺激和鼓舞，高考的历史试题也颇受影响。课改后历史试题的命制呈科学、综合、自主、稳定的特点。历史的试题命制，许多评论者认为必须要体现与时事结合的时代性。所谓的时代性就是命题专家结合当今的热点问题，以及历史学科的考查要求，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折射现实问题。这种考查方式，被评论者欢呼为历史学科的价值体现、史鉴功能。然而，诸多急功近利般的所谓时代性，同史学的本质——求真已相去甚远。 2010北京文综39题中提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断增加。目前，碳排放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评论家总是及时说这是高考的现代气息如何浓厚，体现关注现实的时代性。如“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使全人类都开始面对和思考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话题，作为高考选拨性考试没有回避这一重大时政问题”。 可是，命题者本身要思考的是：全球关注所谓气候变暖这一命题本身是否能够成立？谁最有资格谈地球时间的气候变暖呢？ 一、气候变化正常，没有史料能证明全球气候变暖 地球时间的气候变化是再正常不过，没有准确有力的史料证明全球气候变暖，更没有科学的依据已证明全球气候变暖。 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气象学博士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无疑能侧身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誉之为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竺可桢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竺文提到“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 ［1］。 竺可桢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 ［2］换言之，谁最有资格对气候变迁提供可信的材料，当然是文化未曾中断的中国。我国一些所谓的专家采信几近无人知晓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数据，论证地球气候的变暖，实是舍近求远的行为。 从上图可见，我们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气温明显高于今天，如夏商、西汉等时间段。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豫”字本意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意思，说明在古代河南曾经生活着大象的物种。众所周知，史学家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刘彻时期，《史记》的《货殖列传》栩栩如生地反映当时巨商大贾的经商踪影，他们的足迹记录着当时我国的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 汉武帝时，我国亚热带植物橘、漆、竹的地理分布为：橘生长在江陵, 漆生长于陈夏，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对照我国现在亚热带植物橘、漆、竹的地理分布，我们很易发现汉武帝时的亚热带植物，分布要远比今天的靠近北方。史料充分证明那时地球的温度比现今高许多，公元前何以证明地球的气温一定会变暖呢？ 二、决定温度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类的碳排放还是太阳活动 虽然，碳排放对气温的影响已被许多的高考命题专家采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人类活动的碳排放造成气温上升提出不同的意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杨新兴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水汽、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等,其中水汽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率约占95%，二氧化碳的贡献率约占3.62%，而人为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率大约只有0.105%左右。现在过分夸大了人为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的影响，认为人为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3］由此可见，即便是人类把所谓的碳排放减到极限，做到排放为零，对于温室效应而论我们也只是减弱千分之一。浙江大学气象物理研究所副教授谭季青现今是一位反对全球变暖说的学者，但是在2002年之前，他可是全球变暖学说的忠诚支持者。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他已不能从证据上接受全球变暖说。对“全球暖化”学说，他直言”那充满了误解”。 诸多研究表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对气候影响起关键性的作用。2010年1月，广东卫视播出香港大学郎咸平教授的电视讲演《气候变化的惊天骗局》。郎咸平指出，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近40年间，虽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但全球的气候却是持续下降的，平均气温比1880～1940年间还低，与温室效应理论不符；而同期太阳黑子的活动也处于一个“低潮期”，与气候变冷完全对应，可见太阳黑子才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4］1991年，丹麦气象学会的科学家记录了20世纪的太阳黑子活动情况，他们发现1940年之前，太阳黑子大幅增加，1940年之后开始减少，70年代之后又开始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