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新闻原则及公共原则.doc

媒体新闻原则及公共原则造成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就信任焦虑造成的“助人恐惧症”而言，媒体是负有责任的。 现代社会立体化的媒体具有信息积聚功能和放大效应。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隐现象”通过媒体的加工整理和信息传播，可以迅速地“显性化”，并在社会上“走红”。特别是媒体重点选择或突出报道的内容，通常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直接影响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甚至能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媒体的这种特性在2006年的“彭宇案”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案件发生后，各种媒体密切追踪、公开报道，并成功地将此案件设置为公共议题，大肆渲染和讨论。普通的民事案件在媒体的助推下，借助网络平台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得到了扩散和传播。这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人是不能信任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反向学习的社会行为倾向，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人们的行动逻辑。这种不信任的心理环境和行动选择一旦形成，就会在社会上大面积传染，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和行为定势。 按理说，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媒体的天职，是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媒体也正是通过对社会事件的公开报道、对各种“内幕”的及时披露等，发挥着舆论监督、信息沟通、决策影响等功能，成为保障权利、规范权力、构造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誉为“无冕之王”。甚至说，媒体还是抗御社会恐慌、推动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力量，因为媒体能够在人际之间、官民之间高效地传输信息，这对于促进信任至关重要。从这个层面看，好似媒体将各类“彭宇案”公之于众，都是无可争议的。 但必须清楚的是，媒体的公共责任远不止于此，它还担当着保卫诚信、捍卫正义、守卫道德的使命，即通过舆论导向，扬善抑恶，将社会引向真善美，而不能有意无意地摧毁信任、瓦解道德。或者说，现实的新闻报道，既包括负面监督型的，如对丑恶行为的揭露，也包括正面导向型的，如对模范人物的宣传。就保卫社会而言，两种类型的新闻都是必要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在激烈竞争的格局中，一些媒体好像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一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或为了引起社会关注、赢得名声，或为了抢眼球、抢独家，为了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以及招揽广告等经济利益，在海量的新闻事件中，尤其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揭露社会黑暗面。特别是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对社会失信行为、败德现象表现得极度亢奋，往往会大肆炒作，持续跟踪，进行铺天盖地的传播。甚至，一些媒体为了追求某种利益，还偏离职业道德，捏造假事件、编造假新闻，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就某一类道德事件进行炒作时，一些媒体只注重轰动效应和经济效益，而偏离道德原则和社会效益，甚至一些媒体“不知不觉”地制造了信任焦虑，扮演了道德滑坡的“帮凶”。如“彭宇案”发生后，“救人反遭诬陷”的新闻报道就屡屡见诸媒体。除了“许云鹤案”、“殷红彬案”等”标杆式事件”外，媒体还以“19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解放军扶昏倒老人被迫赔3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长泰上演南京彭宇案”等为标题报道类似事件。不管这些新闻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其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很多人恐惧成为下一个“彭宇”，不再信任他人，不再救助他人，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信任迷宫和道德困境。就此看，媒体产生的传染功能和扩散效应是无法估量的，对社会信任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也正因此，一个“救还是不救”的问题，在媒体的炒作下，演化成了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难题。反过来，社会的信任焦虑又助推了“助人恐惧症”在一定程度上的蔓延，破坏了社会道德环境。 可能，我们的社会真的并不像一些媒体“构想”的那样黑暗、那样糟糕。正如有人指出的，虽然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和诚信问题在一些领域、一些时段、一些人群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很多平凡的人默默无闻地做着善事，调查显示，甚至在普遍的信任焦虑环境中，还有超过八成的上海市民不会因为现实中存在讹人情况而不去扶倒地的老人。但是，很多好人好事、很多诚信典范，却鲜见媒体的“炒作”。媒体对公共责任的履行并不是很到位。 社会信任毁易立难，必须细心呵护、用心守护。只有成熟的媒体，才能孕育成熟的社会。中国正处于社会深度转型时期，需要成熟的社会舆论，需要正确的社会导向，媒体不能回避其应当承担的公共使命和应尽的公共责任。确实，现代社会的媒体工作始终处于新闻原则与公共原则的张力结构之中，前者要求及时、客观、真实地进行新闻报道，后者要求保卫诚信、捍卫正义、守卫道德，两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发生矛盾的。为此，就具体的新闻事件而言，媒体应当在新闻原则和公共原则之间进行充分的权衡和评估，如果该新闻事件的报道会释放“负能量”，对社会诚信造成伤害，甚至冲击道德底线，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