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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到底想怎样改变我们世界?史蒂夫·乔布斯传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著，管延圻等译，中信出版社，2011 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美］戴维·考特莱特著，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 ［德］彼得·博夏德著，佟文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江晓原：乔布斯去世，留下了一个让世人如痴如醉的苹果公司———比如2012年新年伊始新款的iPhone4S在京沪发售时出现的疯狂抢购事件，所以他被称颂为“改变了我们世界的人”。去年年底我们的对谈“乔布斯给了我们毒苹果”发表之后，立即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虽然也有许多人赞成和支持我们对乔布斯和苹果的反思，但更多的人却是义愤填膺甚至破口大骂。 在这些人中，作为乔布斯的崇拜者，看不得任何对乔布斯的非议，这是容易理解的；还有一些网民纯属发泄，他们只要看见谁的文章上了首页就骂谁———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对谈是歌颂乔布斯的，一旦上了首页，这些网民同样会上来大骂（比如这时就会骂“乔布斯的走狗”、“汉奸”等等），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但更值得分析的，自然是那些并非破口大骂纯属发泄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这样一个思路：乔布斯和苹果产品代表了科技创新的成就，你们说乔布斯给了我们毒苹果，那你们是不是反对科技创新？苹果产品如果是毒的，那么别的科技产品呢？是不是一切科技创新都是毒的？难道要我们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吗？ 这种看似雄辩滔滔的质问背后，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进步是单向的、无限的，所以对于任何科技创新，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歌颂的。这种思维定势是公众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已经多次批判过的。 刘兵：上次关于“毒苹果”，限于篇幅，谈得简单了一些，由于某些问题没有谈开，也成为引来争议的原因之一。但这却难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即使谈得深入，也不宜期望凭此稍长些的对谈就能改变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点。但能够有些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总是好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展开谈谈苹果的事，仍然是有意义的。另外，近来一些朋友见面时，有时也会说起上次对谈的事，并认为我们说的是对的。由此看来，在一部分人中，我们的看法也还是得到认可的。 其实，谈的对象是不是乔布斯本来并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近来一是因为苹果大火，二是因为乔布斯离世，所以谈此话题便有些贴近热点。这亦好，亦不好。好，则在于人们容易关注；不好，则在于在热头上许多人更容易缺乏反思。说是不是谈乔布斯并非最重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对谈的话题，只不过是因为将乔布斯作为近来最有代表性的对象，而实际上背后涉及的，恰恰是你刚刚说的关于如何看待科技创新，如何看待科技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问题。 对于“是不是一切科技创新都是毒的”这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不想避重就轻的话，我觉得，回答可以明确地说“是”。这正像人们在说治病救命的药时，也会用“是药三分毒”的形容一样。 江晓原：你的这个回答，确实十分有力，我们不妨就沿着你“科技创新有毒———是药三分毒”的比喻思考下去。就像为了保护健康，我们不可能不服用任何药物一样，为了追求幸福，我们也不可能不使用任何科技创新。所以我们当然不会主张回到茹毛饮血时代去。 然而，保护健康是目的，服用药物只是手段，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有病才需要服药，但是，第一，我们不能服药上瘾———这样就是患上另一种病了。第二，我们不能服药过量，否则同样会损害健康。 现在让我们回到乔布斯和iPad上来。既然我们认为“一切科技创新都是有毒的”，那为什么我们将iPad称为“毒苹果”，却没有将汽车、铁路、电话等等，都以“毒”冠之呢？显然，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和iPad有区别。 《史蒂夫·乔布斯传》中说：乔布斯的理念是“创造出一些小工具，我们原先不知道自己需要它们，等推出以后我们却发现自己离不开它们”。iPad正是这类“小工具”的最成功代表。这种东西完全是个人的玩具，并不是我们原先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需要的。乔布斯相信，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有在云端的大神乔布斯知道，他丢下一个iPad，于是芸芸众生就欢呼道：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现在许多人都将此视为“创新”的理想境界，但世上具有“原先不需要，用过后却离不开”特征的东西，首先就是毒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提出了“毒苹果”。 就像毒品也能入药一样，iPad也不是绝对用不得。但我们想强调指出的第一点是，绝大部分使用iPad的人，都是被引诱而去的。苹果引诱顾客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媒体宣传、产品体验店等等持续的广告轰炸，造成无数在虚荣消费心理驱使下形成的“果粉”，让使用苹果产品成为一种时髦。《史蒂夫·乔布斯传》中说：“连奥巴马总统的下属也在玩iPad，他们认为iPad是技术时髦的象征”。“果粉”们为了赶上时髦，不惜彻夜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