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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州教育科学研究所 谌 业 锋 世界课程改革发展趋势 （一）课程政策发展趋势 1．课程政策变化的一般趋势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国家作出了不懈努力以改善其课程体制。 总结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课程变革实践，可得出课程政策变化的如下趋势： 课程政策变化的趋势 ◆课程政策的变化是为了应对变化中的技术，社会、经济、政治、国际国内环境等方面的挑战，大多数国家的课程政策强调了社会协同、经济振兴和个人发展方面的目标； ◆课程政策的变化是为了有效适应国际、国内变化，以及日益增多的地方需要； ◆课程政策的变化确认了整体主义的课程取向，这种取向强调心智、情感、心理和精神向度的平衡；课程政策的变化强调了儿童中心的、活动本位的教学方式的重要性，这种教学方式促进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并鼓励自我导向学习；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课程政策开发与允准依然是中央集权的，但在课程政策开发中存在尽可能征询多方面意见的趋势，对课程实施问题的决策制定则倾向于下移到地方和学校一级。 课程政策变革的核心是课程决策权力分配或移向的变化。放眼整个世界，课程决策权力分配有一种均权化趋势。 2．课程决策权力分配：走向均权化 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着内在关联。从世界范围看，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上都存在两种倾向，即集权化与分权化。相应地，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也存在这两种倾向：像前苏联、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在课程行政上存在集权化的传统，强调中央对课程开发的控制； 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课程行政上存在分权化的传统，强调地方开发课程的自主权。 这两种课程行政体制各有利弊，当今的发展趋势是：集权化的课程行政体制开始重视地方和学校课程开发的自主权，分权化的课程行政体制则开始加强国家对课程开发的千预力度，课程决策的权力分配由此呈现均权化的态势。 我们从美国与日本的课程行政体制的变革可窥见一斑。 在美国，谁握有开发课程的权力？ 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而确定：课程决策者即是州教育局和学区的高级官员，通常是督学和课程总监。 而这些督学和课程总监通常是教育专家或课程论专家，如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博比特、查特斯、卡斯韦尔都曾是课程决策者。 州教育法定出了学校要教授的某些科目，但这些规定通常比较笼统，因此，督学和课程总监能够为教师们确定这些科目所包括的具体主题。 除州教育法所规定的科目以外，督学和课程总监在征得校董会的同意后可以确定要教授的补充科目。 所以，在本世纪上半叶，美国课程决策的权力主要在地方（州和学区），而且教育者本人掌握很大的课程决策权。这体现了美国分权化的课程政策特点。 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课程决策的权力逐渐走向集中。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的“课程改革运动”即是在联邦政府的强力资助和法律保障之下所进行的，这次运动所推出的“学术中心课程”是以大学的学科专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为主体开发的，而地方和学校教师并未实质性地参与这场改革，他们不过是专家开发出的课程的实施者。 自此以后，联邦政府经常通过提供巨额资助和政策法规的形式干预课程开发与变革，地方水平的课程变革努力经常被中央所取代，这种趋势在80年代以后继续存在。 在80年代，美国出台了许多国家课程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大都是在政府资助下由一些著名的“委员会”所推出的，因而带有直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 这些计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但很少有如何具体实施这些建议的策略。 截止到90年代，除加里福尼亚洲以外，大多数州都没有提出实施这些课程改革的详细计划。 所以，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课程决策逐渐走向中央集权化，课程决策者往往是高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各学科领域的学科专家、政治领导人以及高级公务员。 有学者担心，美国课程决策的中央集权化倾向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一味加大政治家对课程变革的权威，排斥广大教师、基层管理人员、课程论专家在课程变革中的地位，那非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会使之加剧。 因此，美国未来课程变革很可能走向均权化。 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课程行政体制是高度集权化的：文部省组织编写义务教育阶段（当时为小学）的课程教材，非义务教育阶段（中学）的课程教材则由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者负责编写，但须经文部省的严格审查。 “二战”后日本的课程行政体制有了重大变革：文部省负责制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以及课程教材的审查标准，各教科书出版社根据《学习指导纲要》编写教材，教材编写后由文部省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由各中小学自由选择。 所以，这是一套“一纲多本”的思路，课程决策权主要还是在中央。 日本正在进行的课程变革开始重新审视战后采取的教科书国家审定制度。政府审定教科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