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与传统村落社会14.docVIP

一、科举与村落宗族的盛衰 1、科举人物的出现是宗族形成的标志之一。 传统的武北村落社会首先表现为宗族社会，人口、经济、士绅是宗族形成发展的三大要素。因此，宗族的形成与科举产生的士绅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士绅的出现往往成为宗族形成的显着标志。如湘湖刘氏宗族是传统武北村落的一个巨姓大族，它形成于明初湘湖刘氏五六世时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五世祖德川公次子伯盛（即刘隆）甲申科登曾檗榜进士。此后，科举人物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相继涌现。 由于科举人物的涌现，湘湖刘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日益增强。同时，宗族组织也逐渐确立与完善。大约在明永乐年间刘氏就已建起了自已的祠堂。此后又编修了族谱。祠堂的修建和族谱的编修，以及建祠、修谱时所必须制定的族规、族令、祭祀仪式等，是强化宗族组织，增强内部团结的重要措施，也是宗族形成的重要表现。 同样，江坑蓝氏宗族的形成也与科举人物的出现密切相关。江坑《蓝氏族谱》“廷畴”条下载：“于康熙壬辰科名列黉序，江铿（坑）之有秀士者，公其始也”。也正因为他的出现，江坑蓝氏才开始形成一系列的宗族规范，同上引“廷畴”条下又载：“故念乡规敝陋，意欲振一乡之风声，特邀数人堂侄又昌等，志争四址，而出业坟茔始不为乡邻所占，争四址而承粮理坟茔，而议禁，故立合同三纸，以为乡中后嗣之戒矣。得牛眠马腊之吉，不至求售于他乡，后之人赖其箴规者以息邻里争夺之风也。开册籍而承户，是为信三图之首户也。振一乡之规，莫不为子孙计之。” 湘湖刘氏、江坑蓝氏的宗族形成过程是武北村落宗族形成的缩影，其它一些宗族的形成也有大致相似的经历，如湘村刘氏、帽村方氏、大禾蓝氏等，反映了武北村落宗族形成的共同规律。 与此相反，一个姓氏未能形成巨姓大族也与科举人才比较欠缺密切相关。我们曾考察武北村落约20个小姓弱族的历史，发现这些小姓村落在历史上很少有科举人物，更谈不上有较高功名的科举人才。它从问题的另一面说明了科举与村落宗族形成发展的紧密关系。 宗族的形成得力于科举人物的出现，宗族的进一步发展与扩张更离不开科举人物的支撑，如湘湖刘氏宗族的扩张就有赖于刘隆的科举成名，在湘湖刘氏宗族内部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 刘隆做官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随行人感到很不体面。经反复考虑，特地赶制了几十只木箱，里装砖块、石头，佯装是刘隆的行李，以示皇恩浩荡。但刘隆行至半途，却有人告发他满载黄金、白银回乡，一定是个贪官，而被皇帝召回京城检查。但撬开行李一看，里面全是砖块、石头，使皇上非常诧异，便召刘隆详陈实情。皇上听后十分感动，特赐予金银布帛，让他荣归故里，接待乡亲。刘隆谢恩拒收，皇上再三征询有何要求，刘隆才上奏希望赐予十处好风水。皇上诏示汀江两岸“上至鸡冠峰，下至白头磜”20多华里的范围内任意堪舆。所以至今人们还谈论着吴潭、河口一带的好风水大都是湘坑湖刘姓的祖坟。 但是，同样的故事母题在相邻的村落却有不同的说法。据一位梁姓报告人说： 相传刘隆曾任高官，告老还乡时，为了择一风水宝地，曾上奏朝廷御批。后经恩准，同意在其家乡附近的汀江沿岸任选十处（穴）风水，其界址为‘上至鸡冠峰，下至白头磜’约二十华里的范围。圣旨下达后，刘隆把十处的‘十’加了一撇，变为‘千’处，然后到处圈地插标，强占他人山林祖坟，引起当地百姓的极大愤慨。后经告发，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刘隆‘五马分尸’。 不难发现，这二则具有同一母题而又有不同细节的传说，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湘湖刘氏的“风水”是与刘隆科举成名后获得的“官”联系在一起的。 坟山、风水等象征性资源的竞争是地域社会宗族房系扩张的一种手段。上述故事虽为传说，却折射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湘湖刘氏的宗族扩张与科举人物刘隆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故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湘湖刘氏依靠科举人物的力量在当地抢夺山林、巧取豪夺的历史背影。 2、科举人物多寡、功名高低是衡量宗族盛衰的尺度之一。 “物极必反”、“物盛则衰”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传统社会的一种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性也突出地表现在武北村落宗族与科举人才的关系方面。杨彦杰在比较武北帽村方氏、永平三背廖氏历史上的科举情况后说：“这一前一后发展起来的宗族，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在宗族形成的早期，族人锐意进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挤身士绅行列。而在宗族发达以后，读书的人就日益减少了，靠捐纳获取功名的人却日渐增多，以致后来就再也没有高层次的科举人才出现了”。 这种现象也见之于湘村刘氏。湘村刘氏自明代中期就开始有科举人物出现，以至清初仍相沿不替。从《龙湘刘氏族谱》及其中的《仕进题名录》，不难发现，湘村刘氏宗族的兴盛出现明末清初于十一世至十四世，族人努力通过科举考试以挤身仕绅行列，从而提高宗族声誉，科举功名也以这一时期最为辉煌，世传十一世华筠公“五子十三孙俱列黉宫”、“五子十三孙家无白丁”，文武庠生前后相望，络绎不绝，十四世刘丽中乡试中式更是将这一盛况推向极致。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