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神韵格调性灵.DOCVIP

論清代神韻、格調、性靈 三大詩論派别對越南十九世紀漢詩理論的影響 阮庭復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社會人文科學大學) 論文摘要 康熙、雍正、乾隆時期以王士禎為代表的神韻派、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派，是中國詩歌理論發展到清代進入會通時期的主要派別，亦是中國古典詩學的精華。就影響方面來講，其影響力之大不僅在中國，而且還擴展到漢文字圈中的一些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等。有關以上三種詩論在朝鮮、日本，過去已有不少學者深入研究，所獲得的成果也很可觀，唯獨越南方面尚未或者很少有人提起。本文就從文獻學角度出發，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字：神韻派 格調派 性靈派 越南漢詩詩引》寫道： 夫存心為志，寓志為詩。人有深淺，故詩有隱顯博約之不同。時有降，故詩有初、盛、中、晚之異。總之，不外乎忠厚為本，含蓄為義，平淡為工；而文之以綺麗，鍛之以奇巧，特六義之外篇，五際之之餘事者也。 在此，阮居貞的“不外乎忠厚為本”應該和“貴真”、“知本”很接近。與阮居貞同時有順化隱士吳世璘，其《風竹集序》云： 夫風之為物者，無其質而有其氣；竹之為物者，有其質而無其心。故竹因風而有聲，風因竹而成跡。是以風來則鳴，風去則止。風之大者則大鳴，風小則小鳴。是其鳴乃在乎風，而不在乎竹。竹本如如也。至若高如鶴唳，爽如龍吟，驟如奔濤，徐如行珮，迨夫幽能陶俗，清可滌煩，愈出而愈奇，愈鳴而愈不竭者，亦在乎無心，而妙應乎風也。雖然，其所以暢發天機，悠揚真韻者，亦在乎聽者之自得。而其雅俗疵醇，則與竹何與焉。吁，竹乎！竹乎！吾有取於竹矣。 以風、竹喻自然，吳世璘在此就要主張詩人處世要順應自然，保全其自然天性；主張詩歌創作要有自然真趣。在越南北方，與阮居貞、吳世璘同時還有黎有鐈尚書。他生於1691年，卒於1760年，是黎永盛十四年進士，曾出使清朝。其為枚允常《藏拙集》題序曰：“詩以言志，三百篇而下，率皆吟詠性情。”與阮居貞等人稍微晚一些就有一大批越南北方詩人，如黎貴惇、潘黎藩、甯遜、裴輝璧等在詩論上有同樣的主張。黎貴惇生於1726年，卒於1784年，是越南黎末文壇上的名家。他於1760年出使清朝，所作詩、啟、表、奏等文件輯為四卷本的《北使通錄》，與清官員、朝鮮使者等唱和的詩篇又編為相當數量的《賞心雅集》。他完成於1773年的《芸台類語·文藝》中有這樣一段話: 顏之推曰：“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原其所精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操持，過於進取。”愚意以為，此是少學問，欠涵養，為氣之所動耳，與興會性靈原自平淡，一經標發，愈見從容。……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章之體，本從學問中舒暢出來，豈有使人矜伐之理。 接著在後一段，他又寫下這樣具有總結性的話語： 詩之起緣乎人心也。三百篇多出於田夫閨婦，而後世文士不之能及，以其真也。漢魏樂府歌行猶有古意。自是而後，聲律束之，音韻限之。有才者常患於跌盪，無才者常苦於拘泥，而心之所發皆非其真矣。故愚常以詩之要有三焉：曰情，曰景，曰事。天籟內鳴，情動乎心機；眼根外接，景觸乎意；即古證今，記行述迹，事究乎收攬之精神。雖作者非一端，其大概不出乎此三要之中。心以溫柔敦厚為本，體勢、旨趣、音節、格調皆餘論也。夫情者，人也；景者，天也；事者，合天人貫之也。以情參景，以景會事，遇事發言，因言成聲，境不期到而自到，語不期工而自工，可以上追騷雅先正之語，曷常有外於此哉！ 上引兩段文字的要旨是強調創作中情感的真誠。它的中國根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感物說和“緣事而發”說，但它更直接的來源應該是“貴真”、“知本”、“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的性靈說。當然這段文字還雜著跟性靈說不甚契合的觀點，如“文章從學問流出”、“溫柔敦厚為本”等。潘黎藩（1736-1789）在《御製乾元詩集進啟》一篇中寫道： 臣竊惟詩之為言，無非本性情而該物理；詩之為教所以誠孝敬而厚人倫。……彌綸道化深紬繹於九經，陶冶性靈雅含濡於六義。 裴輝璧 （1744-1818）是黎貴惇的徒弟，是黎末景興三十年進士（1769）。其《皇越詩選·詩抄原本小引》云： 抑聞“詩言志”，后夔教胄子以詩歌聲律，養其性情，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夫子論《詩》蔽以“思無邪”一言。 其實，性靈詩說與“詩言志”說存有很多契合，因此在此“詩言志”、“思無邪”都不妨將其理解為詩歌所追求的“率性”、“自然” 、“純真”。然而，它們之間仍然存有不同之處，即前者只是簡單的“心”的概念，與人的性情、精神的含義大體相同；而後者卻認為，詩是由情所產生的，它應該具備一種“靈妙”，並且只有性情的真實自然表露才是“詩之本”。從上述角度來看，可以確定，中國的性靈詩說在越南詩壇上的出現應該不早於十八世紀五十年代。 現在來看神韻說在越南的傳入。跟上述性靈說在越南詩壇傳播的情況不同，神韻說在越南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