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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同时接受美国理想及中国传统 杨振宁和李政道个性不同 时代周报：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在美国的华人影响很大？ 黄克孙：是。在MIT做学生时李政道来演讲，因而认识他。后来我去普林斯顿做博士后，就与杨振宁一起工作。 时代周报：杨振宁和李政道后来分道扬镳，以你的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克孙：这个很难说理。我想完全像离婚，两个人有各自的说法，谁对呢，谁知道？ 时代周报：就你的亲身接触，对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印象如何？ 黄克孙：他们个性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李政道比较好强，所以有这种冲突。两个人都非常聪明，他们的合作是很难得的。 时代周报：你结婚的时候，丁肇中先生是你的伴郎？ 黄克孙：对，他是MIT的同事。他主要是做实验，需要很多经费，要花很多精力去找支持。 时代周报：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黄克孙：他就是一个寡言、沉着、很有魄力的人。 时代周报：听说你有好几次差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黄克孙：没有。有一年诺贝尔奖致辞中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是某某人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贡献。 时代周报：中国近期有可能出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才吗？ 黄克孙：饶毅说中国90%的教授都不听学术报告。很出色的人来大学作报告，他们都不情愿去听。可是有院士来了，他们就去听，希望那个院士给他投一票什么的。据说是他们大体不做研究。不做研究怎么能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我在MIT的同事，几乎24小时都在想物理。那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不这样就做不出来。就好像画画一样，艺术家要是24小时不想这个画，就画不出来。你要是为了应酬，每天只画两个钟头，那是画不出好画的。不做研究，就没有结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在美国，有选择不做行政的自由 时代周报：前一阵子杨振宁先生在中国发表一个说法：美国的大学教育还不如中国的大学教育，你同意吗？ 黄克孙：可能中国细项的训练比美国好。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教授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大学的要人不是行政官员而是教授。就是这点不同。 时代周报：你在MIT几十年，从来不用操心行政上的事情？ 黄克孙：在美国这种环境，你有选择不做行政的自由。可能在中国不能不做。 时代周报：在高校的体制，你觉得中国跟美国有没有可比性？ 黄克孙：美国的教授比较注重研究，中国的教授重点不知是什么，大概是找经费吧。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物理的奥妙在何处？ 黄克孙：物理就像下围棋一样。围棋非常复杂，可是规律很简单，每人下一子，把它围起来吃掉了，就完了，可是这个变化无穷。物理就是这样，它那个原则非常简单，可是变化无穷，这就是它的美。 时代周报：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黄克孙：当然是啦。可能不止20世纪。牛顿以后，他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时代周报：美国近两百年的科学教育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黄克孙：以前，富兰克林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人，发现打雷时雷电可以传下来，放了个风筝上去，那个实验是他做的。那时候美国比较有知识者，跟欧洲有很多接触，但是发展得比较慢。后来是因为希特勒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都赶到美国去了，所以美国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最有名的是爱因斯坦。 时代周报：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一书，是从李约瑟论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会落后于西方”衍发出来的。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李约瑟论题有影响吗？ 黄克孙：这本书是比较专业的，我想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中国没有那个条件。你可以反问，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能够发展，那条件是什么？西方现代科学发源于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条件是贸易。因为贸易，需要造船等的技术，因而注重科学。欧洲人为什么要贸易呢？是因为在十字军东征时，他们发现原来世界有那么好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就要靠航海去抢夺这些宝贝。航海跟贸易的需要刺激了科技。而中国觉得自己什么都有，明朝时，郑和出去走一下就把他叫回来。自己什么都有，当然就不需要发展啦。 时代周报：在近代，西方各种先进的科技传到中国来，能不能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 黄克孙：中国这150年来，科技从无到有，发达得很快。我们的卫星都上去了，我们这套是学会了。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产生？为什么近代工业不产生于中国？从知识的角度看，北宋的时候可以产生科学。《梦溪笔谈》就提到一些对大自然的观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那时的思维不但没有变成科学，反而变成礼教。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鲁迅说的“吃人的礼教”,把中国停滞了几百年。宋朝以前是很开放的。明朝、清朝都是给礼教束缚了。为什么会出礼教呢？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在1949年前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像钱学森这一代人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