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交-广州过去及未来.docVIP

文化杂交:广州过去及未来什么样的文化进步路线，才能引领广州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理念付诸实践？鉴古知今，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广州以往走过的文化道路谈起。 考古广州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来看，广州不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原生地区，先秦时期的广州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以增城金兰寺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后段。二是以增城石滩、广州新市等遗址为代表的几何印纹陶的文化遗存，距今4000年中期前后，约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三是广州增城浮扶岭遗址代表的以夔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两周时期，年代上限或可早到商代晚期。这三类考古学文化遗存，从它们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构成来看，都呈一元为主的多元文化谱系结构。 1999年，广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建设时，在博罗县内的横岭山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的墓地。在80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出300余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原始瓷器和石器等。其年代大约经历了商代晚期至两周时期。 2000年我在横岭山遗址发掘现场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青铜器印象深刻，青铜鼎、钟都具有浓郁的中原特点，钟鸣鼎食的中原礼制已经深入到岭南的社会生活之中，可是大量的夔纹陶器却是岭南独有的东西。于此，以夔纹陶为特征的广州增城浮扶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其一元为主的多元文化谱系结构，便活生生地显示在我们眼前。同时，考古学研究证明，这类遗存所以产生夔纹纹饰，是在几何印纹陶基础上吸纳中原青铜器上的夔纹所产生的结果。从这里我们又见到广州再现了我早已论证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演进的规律。 这三类考古学文化中的以增城金兰寺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当不是广州的土著。这类遗存在湖南、广西和贵州有着广泛分布，最早发现于湖南，又被湖南考古学者最先确认出来，从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这类遗存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于湖南最为发达，故可认为广州存在这类遗存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当是邻近地区同类文化居民殖民于广州的结果。 增城石滩、广州新市等遗址为代表的几何印纹陶的文化遗存，于江苏、浙江、广西、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均有广泛的分布，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百越族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源头，当与增城金兰寺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无关，也当是邻近地区同类文化居民移植于广州的结果。至此，我们可以将广州归入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先后于此殖民的“历史—文化区”。 自以增城石滩、广州新市等遗址代表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始，广州呈现出与上述文化演变不同的另类情形。如前所述，广州增城浮扶岭遗址代表的以夔纹陶为特征的文化，是在几何印纹陶基础上吸收中原青铜文化因素所产生的文化。从以几何形印纹陶为内涵的文化至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文化的演变，是同一谱系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时序更替。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更替，是考古学文化通过传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进行融合，达到了创新的结果。此时的广州，已成了“亲族文化区”。 文化演进 我曾经就文化与政权的关系说过这样的话：我国走过的道路，是从史前的文化多元一体，经过西周的封建，至秦汉帝国实现了“一统多元”，“一统”是指“政权一统”；“多元”指的是“文化多元”。到了近代，我们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来概称中国境内的诸民族和他们的文化，以表述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事实。 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苍梧和象郡。自此，岭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岭南重镇—广州并入帝国的版图。从此以后约2000年的历史中，广州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虽经历了政权的统一和割据，但其文化则始终基本上处于“一统多元”的格局中。在这2000年中，广州的文化走过什么样的道路，于“一统多元”的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其一，是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地实现了汉文化和南越文化的融合。这一文化的融合，一是汉文化吸收了南越文化的一些优秀文化因素；二是南越文化完成了汉化的同时，也保存了一些自身的文化因素；三是在汉文化的根基上，南越文化汇入汉文化，实现了民族融合。其结果之一是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汉墓相比，广州的汉墓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在汉墓分区的考古学研究中，如有的著作所做的那样，需将以广州汉墓为代表的岭南汉墓单独列为岭南区，以表述岭南汉墓和其它地区汉墓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可见，南越文化没有消失，她的优秀成分融化在汉文化之中，改变和丰富了汉文化，并使岭南的汉文化成为整个汉文化中自具特色的一支地方文化。 其二，是秦以来的广州，和历时动态中的中国版图内的同期的其它地区，走上了共同的文化演进的道路。诸如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禅宗的出现，儒学转变为理学和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传入，便是这文化演进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从而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完了“亚洲的中国”的道路，迈开脚步，踏上了“世界的中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