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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七年文学话语特征摘要：敏感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政治监控使得十七年文学呈现出清一色的写作素材和独特的文学艺术特征。而这其中的短篇小说以其短、平、快的特征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话语特征 “十七年文学”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高度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大家难免不自觉地戴起有色眼镜来评判它。事实上，每一种文学的诞生都有其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审视它们，才能做到准确公平。短篇作为小说的一种，具有反映社会、作家思想的“短、平、快”的特征。本文主要通过对十七年文学短篇小说的分析来获得对这时期文学话语特征的了解。 一、坚强的政治壁垒 如果把十七年文学比喻为一座城池的话，那么高高的政治城墙就是它固若金汤的保障。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们，只能通过这一隅天空来获取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们看到的天空只有一个颜色，那就是关于政治的浓郁革命色彩。这是十七年文学话语的第一个特征。在《短篇小说选》的“编选说明”里写道：“……报刊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说，题材广阔，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些作品，反映了时代风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有力地发挥了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战斗作用[1]。”实际上，所谓“题材广阔”都是清一色描写建国以来人们破除封建社会旧思想，翻身做主人，反映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其中的革命战争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如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王世阁的《在师指挥所里》等。这些小说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刻画了一系列思想先进，为了人民、社会的前途奋不顾身的人物形象。《党费》里的黄新大嫂一角，以腌咸菜的稀缺资源作为她上交的党费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她作为一名党员的机智。《百合花》里则写一个青春可爱的通讯员奋不顾身扑手榴弹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感人故事。除此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描写党员干部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的作品，如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刻画了一个机智勇敢、无私奉献的老党员干部形象。这类短篇都是为了达到宣扬在革命战争中拥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拥护社会主义的目的。作品中时不时会出现主人公桌上摆着的《毛泽东选集》以及建设时期的大跃进的口号等等。这些都在细节中体现出其有意植入的思想特色。有了这种坚强的政治堡垒，十七年文学以它独有的文学姿态嵌入我们广阔的文学史中。很明显，它的“史”的价值不会低于“文学”的价值，甚至呈现出高于它的现象。 二、敏感的城市“雷池” 在众多的十七年短篇小说中很少触及城市范围。这是该时期文学话语的另一个特征。从内因来说，这些小说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原来“解放区”的作家之手，如赵树理、丁玲、马烽等。他们熟悉农村，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素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释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其中1、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兵群众2、“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这两点很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在他们思想深处，文学是为农民服务的，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的说是文艺的农民化。所以他们忽视城市文学的建设自然也是情有可原了。从外因来说，在过去，城市总是滋生腐败、反动的源头，其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本来就是这个时代不容许出现的。因此，作家们识趣地避开这一个有可能引火自焚的禁区，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大地上带着鲜明而单纯的意识形态形诸笔墨，驰骋翱翔。所以，十七年文学作品有着大量的农村典型。这些典型们可以思想先进如黄新、林震，可以落后如赖大嫂、小腿疼、吃不饱。这些活脱有趣的鲜明形象恰恰显现出城市文学的凋零和死寂。如果非要在这一时期中找出城市文学的影子，那么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算一篇。这是一篇具有城市意味的短篇小说。它描写了男主人公李克这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新时期表现出的与战争时期不同的精神向往，而他贫农出身的妻子恰恰是个工农典型，他向往生活的新味，并希望培养妻子的城市情调。但妻子却反过来批评他。表现了他们进城后出现的思想冲突。文中男主人公的“情调”也仅拘泥于生活上的一些小开销。但这在妻子眼中是不得了的，是被“改造”了的表现。在今天看来，这篇作品体现出来的城市意味其实不浓——试图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城市生活状态仅仅是隔靴搔痒。但是，它毕竟表达了作家渴望反映城市生活的要求，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之气。然而，敏感的城市字眼还是容易触碰政治的高压线，在后来的文学批判浪潮中它终究也没能幸免。总之，十七年文学作品难得一见城市题材的作品，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规避了这一个敏感的素材范围。 三、可预见的文本结局 如果有哪一个文学时期的作品做到了如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纯粹的美好与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