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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掉风险:企业家如何不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商人：2012年1月19日，就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吴英案二审作出判决、维持死刑原判的第二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一起同样因民间集资引发的刑事案件作出了相似的判决——以“集资诈骗罪”，二审判处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死刑，现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湖南湘西地方财政贫弱，当地政府曾大力发展民间融资，在“全民集资”的背景下，湘西GDP以年均11.1%的速度递增。2008年后，湘西政府对民间集资态度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当地20多家企业老板因集资被捕。曾成杰作为湘西州首府吉首市最大的企业之一——三馆公司的总裁，通过民间融资成就了他事业的辉煌，但也酿就了他如今的悲剧。辉煌与悲剧的转折点则是当地政府对民间融资态度的180度急转弯。因政策转向问题而判处民营企业家死刑，是不是很冤枉？您认为在政策扭转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应如何保护自己？ 赵曾海：近几年因民间融资出问题的民营企业家实在不少。第一代企业家身上体现的胆识和冒险精神尤为难能可贵。这也暴露了这些企业家的致命伤。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依靠个人胆识和当时社会经济转轨所带来的竞争不激烈甚至没有竞争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良好的企业管理、健全的企业制度和优秀的企业文化，因此，这些企业家往往后劲乏力，所经营的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惨遭淘汰。 最后，在命运上，第一代企业家历经波折，几经坎坷，其命运始终受到国家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动的支配。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法律的缺位使得企业家们可以长袖善舞，挥洒自如，从而在当时商机遍地，产品短缺，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好的项目或者生产一种好的产品就一举成功。 然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是由于正式法律的缺乏，使得这些企业家们的命运更多地受到国家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动的影响。法律和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而政策则具有易变性和随意性。法治，是法律之治。在法治完善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清楚地预料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而相反，在一个社会主要靠政策来管理的时候，企业家的冒险行为往往成为国家政策朝令夕改的牺牲品。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关系在中国企业家的成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社会在传统上就是关系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处在一个个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的关系圈子中。利用社会关系规避法律的确是迅速发财的终南捷径，但是，抛开此种致富方法的风险和成本不说，随着经济转型的完成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关系资源终究不能成为支持企业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企业家最终仍须走出一条健康合法的发展道路来。 中国商人：有的企业家为了扩大公司发展，设立多家企业，不惜以虚构注册资本或抽逃出资等违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虚构注册资本罪和抽逃出资罪已经成为企业家屡屡触及的高压电线，对此您认为其形成原因是什么以及企业家更好的发展出路是什么？ 赵曾海：从根本上说，规避出资风险，企业家需要着眼长远发展。违法出资反映了企业家的急躁心理和侥幸心态。风物长宜放眼量，只有把眼光放长远了，考虑到企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未来发展，企业家也就不会纠缠于一时之得失，不会为短期的利益丧失理智，铤而走险了。 如果上海女首富孙凤娟着眼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去虚构注册资本和抽逃出资，也许她就不致落到如此境地。 商人与“狼”共舞之道 中国商人：一个民营企业的倒掉，会牵出一大批涉嫌贪腐的官员， “官员与企业”命运攸关的现象反映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种民营企业依靠官员获得快速发展的模式，往往被社会指责为“官商勾结”。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清华企业家讲堂公开表示大连万达集团从来没行过贿，说做中国商人应“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您认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与官员之间应如何保持一种“距离上的美感”，从而实现企业的长期安全发展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允可的基础上？ 赵曾海：权和钱想来是形影不离的两兄弟。俗话说，有权就有钱，有钱也就有了权。在处于两者关系中的官员和企业家，前者手握公共权力，能左右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后者拥有物质财富，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因此，权和钱的交易在监督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必然大规模地存在。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急剧变化，公共权力强大而不受制约。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企业家牵扯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可以获得与权力结盟产生的暴利，当东窗事发，这些企业家也就成了权力的殉葬品。 因此企业家要与政府保持良性互动，得到政府支持就不至于被搞倒。 中国商人：国外很多企业家在做企业的时候会设立一个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控制体系，而国内企业很少有，多数企业是有一个法律顾问，显然，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在法律风险规避、管理、控制等问题上是跟不上的，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或者企业家对待这个问题不够重视？你有什么看